(又到了回家过年的时刻。去年写的这篇东西,意外地在老家朋友圈里传开,也帮我找到了很多失散多年的同学和朋友,今年再发一遍,借着你的分享,也许能找到更多的同学和朋友。)
文/舒圣祥
腊月二十四,小年。这一天,我再次回到故乡———安徽省太湖县新仓镇塔山村松庄组。
将近700公里的路程不是问题,一个人开车7小时并不觉得疲累,路遇堵车也能忍住不去跟风走应急车道。大概只有走在归乡路上,才能如此心情舒畅。
1、又回来了的年俗
小年傍晚在祠堂举行的仪式,只有男丁可以参加。我提前回家,就是为了要赶上去祠堂烧香。与别处不同,所谓送灶神在我老家,只是仪式完了之后在灶台边烧点纸而已。仪式主要的内容,是接祖先———迎接故去的亲人回家过年。此后的十来天,一直到正月初四清早送祖先,家家早上都要去祠堂送祖先饭,傍晚还要去送香。
在我小时候,过年期间所有这些活动,家家户户都会参与。后来,除了除夕早上还年、除夕晚送席酒、大年初一早上“出天方”这三样核心活动依然家家必到,其他都渐渐马虎了。反倒是这些年,我们这批当年的孩子都当了爹做了娘,各种过年活动好像又呈现一种复兴之兆。
这也许是这一代乡村转型中的人,对美好童年时光的一种怀念方式吧。说书人是再也看不到了,黄梅戏年轻人也不听了,但正月初七到正月十五下午的锣鼓声时不时还会响起,舞龙舞狮子在加入商业元素之后也越来越多。
2、思念的人和变化着的家乡
劳动力输出地的乡村大抵都一样,只有过年的时候,出去的年轻人才会重聚,有些已经很陌生了,见到面堆一脸笑,却半天想不起名字来。
除了仪式性的过年活动,童年伙伴聚在一起的地方只有两个:一是牌桌上,常常打得昏天黑地,各种通宵作战;二是酒桌上,腊月办酒的最多,结婚的喜酒、乔迁的进屋酒都要年底办,连考大学的升学酒也改到这时才办。不因为别的,全因这时才有人帮忙。
去人家帮忙这种事,以前父亲在的时候,我一般只负责帮忙吃,从来不负责帮忙干活;可是因为一场车祸,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快5年了。因为父亲的突然离去,我们家过年的气氛,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纯粹的快乐,总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即便大家都不想表现出来。
越是过年的时候,我越是思念我的父亲,思念之前穷得叮当响的时候,父亲给我们每人包几块钱的压岁钱,外加一包压岁的香烟。
走在村里,我能称呼为爷爷、奶奶、伯伯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因为有了75元一个月的养老金,村里的老人们不用再为生活中急需的小钱发愁,真是善事一件。但是,真正过得舒心的老人,依旧很少。也不是晚辈不孝顺,只是少了最重要的陪伴,孝顺本就无从谈起。
我姑妈快70岁了,踉踉跄跄走路送来一只鸡。回去时,我要开车送她,她说坐不了,一上车就晕,看她远去的背景,真像我爷爷。虽然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坐过车也坐不得车,但村里的车子却越来越多。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外地车都开了回来,村里年轻人考驾照的越来越多,村道上大堵车在过年时已经很常见。打工挣的钱,前些年都是盖房子、买摩托,现在最时兴的就是买车。
3、有人才有人气,有人气才有繁荣
乡村平时是空荡的,只有过年时才会如此热闹。市集上乱七八糟停的都是车子,买主的轿车和卖主的货车塞得满满当当,摩托车和自行车都被挤到了角落里。前两年过年时县城总是大堵车,现在县城反而没那么堵了。因为以前要去县城才能买到的东西,现在镇子上就能买到了。我在想,要是常年都有这景象,何愁老家经济搞不起来呢?没人,就没有人气;没有人气,就没有经济。
年前这几天,除了集市上的热闹,另一个最热闹的地方,是银行。排的队伍老长,都是来取钱的,仅有的一两个营业网点,个个闹钱荒,连县城的银行网点也一样;老家人还不适应什么支付宝与微信红包,跟人结算都是拿的百元大钞,而赶在腊月三十之前结账是老传统———有钱要给钱,没钱也要给话。
买东西赊账,盖房子赊账、请工人赊账,在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但在熟人社会的老家,信用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一时没钱照样能够做成事情。当然,有一种钱还是很难借,我父亲称之为“死钱”。“死钱”分很多种,最主要的是债主知道借钱人一时肯定还不起。想当年,每当我们三兄弟要开学,就是父亲的难日。读书钱就是“死钱”,一年两年是还不起的,人家自然不愿意借,能高息借到钱就得感恩戴德。
相比父亲供我们读书那会儿,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找钱,现在周边打零工的机会多了很多。做小工每天能得一百多块,而且不再像父亲当年做窑厂、挖屋基时那样常常白干。相比之下,种田种地成了最不划算的事情。村里大多人家的田地都租给人承包了,得到的田租虽然聊胜于无,但至少让田地免于荒芜,如果将来放开土地流转,将是最大的一笔财产。
4、还有故乡可回,就是过年最幸福的事
在一个饭桌上,我碰到了我的初中同学。我们村那一年考初中的有十来个,最后就我跟他上了初中,最后上高中上大学的则只有我一个。他告诉我,初中同学建了个QQ群,我一看名单,能记得的已经很少。
其实,我就读的小学和初中都已经不存在了:社岭村合并进了塔山村,社岭小学很多年前就被撤,校址现在成了养鸡场;转桥乡虽然早就不存在,转桥初中却前几年才被撤,校址现在成了塔山小学,我是转桥中学新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我的小妹是最后一届。老师们虽然没失业,都去了合并后的学校,但事实上已经无课可上。合并后的新仓初中里,据说三四个孩子就能“分”到一个老师,有的干脆一节课都没有,平时去学校只是点个到。
长期的计划生育国策,和不再信奉多子多福的年青一代,悄然改变着乡村的面貌,学校的孩子越来越少,有条件的都带去了县城读书,还有的进了大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
虽然没了母校,但是相比那些整个失去故乡的人,我还是幸运的。小时候一排排的土砖黑瓦房虽然只剩下极少的几个老人在住,但新建的楼房也没有分散得太开,即便是从卫星地图上看下去,也还能清楚看到故乡的原貌,没有太多工业的痕迹,没有太多污染的侵蚀,更看不见“被上楼运动”的强制性大拆大建。
每到过年,我从未有去哪里过年的烦恼,回到故乡是唯一的选择。不仅因为“在这里,我的眼晴、心灵与双足都有理想的漫步之处”,更因为,这里有我全部的过年记忆,有我至亲的亲人,和我父亲当年亲手建起来的房子。
我家的房子是2007年建的,那一年我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妻子生了一场重病。还记得那年春运,我们在厚厚的大雪中赶回,父亲焦急得一晚没睡的样子。2010年,我第一次开车回家过年,父亲在村道的拐角处迎接我,还按家乡的规矩放了长长的鞭炮。那时候村里的水泥路还没修好,父亲担心小道两侧的杂刺会刮坏我的车,专门拿刀去砍了路。
此后的这些年,过年回家我再也看不到父亲了。腊月三十早上吃完年饭,一家人会去房子对面的大山上看他,给他磕头。
妈妈老说,“等我走了,你们哪个过年还会回来?”每次我都无言以答。
故乡犹在,可是父亲不在了;如果以后妈妈也不在了,故乡我还回得去吗?每次回家过年,都是妈妈在厨房里操劳;等到她也不在了,冷清的房子还能有过年的感觉吗?我不愿想,也不敢想,泪水已模糊双眼……
还有故乡可回,就是过年最幸福的事。
文/舒圣祥(公号:书生香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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