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234），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亦激愤发病而死。

参《三国志·李严传》中载，‘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即李严虽遭流放，却常企望诸葛亮能够再次启用于他，而除诸葛亮之外，后继之臣皆不会用之，故激愤发病而亡。

究其原因亦可推之，李严与诸葛亮同为辅政大臣，唯诸葛在其之上。而后继之臣费祎、董允等威望，皆不足以压制李严，又岂会再用……

从正史载录而言，李严流放的背后，尚存在着重重疑问……

譬如，《李严传》载，‘九年（231）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

其「喻指」即「喻旨」也，《汉书》颜师古注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

然《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云，‘盛夏雨水。平恐漕运不给，书白亮宜振旅。’并未提及「后主诏命」，此其矛盾一也。

而李严之「手笔书疏」亦是莫名其妙，李严既然「欲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却又何以将如此重要之证据交到对方手中，此其矛盾二也。

总而言之，文献所载李严言行之矛盾，透露出「李严案」背后之错综复杂。

李严本为秭归县令，曹操进入荆州时，西奔蜀中，刘璋以为成都令。建安十八年（213），奉命于绵竹抵抗刘备，李严却随即率部投降。

成都平定后，李严迁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

又参《伊籍传》载，尝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扬武将军暨蜀郡太守法正、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共同制定《蜀科》。

后建安二十三年(218)，李严斩杀盗贼马秦、高胜；击溃越巂郡夷帅高定，而加封辅汉将军，兼任原郡郡守如故，深得刘备信任。

参《华阳国志·蜀志》载，‘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李严在犍为太守任中，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更造起府寺，城观壮丽，为一州胜宇。’

东汉末年，战乱频发，都江堰、六水门等大型水利皆有不同程度失修。

李严在犍为任郡守期间（214—222）， 重筑了蒲江大堰，即「六水门」枢纽，使其连接长江两岸，对后世影响深远。李严不仅审时度势、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同时在军事、民生等皆有建树。

故李严所谋划，绝非如文献所载一般「恶作剧」之举，并留下「手笔书疏」。

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进永安宫，拜为尚书令。

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重，李严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建兴元年（223），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换言之，刘备以诸葛亮对内主政，李严对外主军。

虽然以李严之资历、声望确实难以制衡诸葛亮，但当时蜀汉重臣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皆已先后亡故。

夷陵之战后，将军张南、冯习战死，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降魏国。在章武二年（222）冬，声望和资历甚高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凉州牧马超、安汉将军麋竺，亦是接连故去。

故刘备选择李严，却是无奈之举。

且李严虽是南阳人，然却是在曹操首次南征时入蜀，故其身份相对特殊，在当时既非东州集团嫡系，亦非荆州集团嫡系。

夷陵之战后，曹魏和东吴结盟，蜀汉四面楚歌，可谓危急存亡之际。

故以李严为中都护，镇守永安。防备东吴的同时，亦给予诸葛亮相当的信任与空间，防备内耗。但亦是对诸葛亮的最后节制，保护后主的最后保障……

然参《三国志·杨戏传》附引《季汉辅臣赞》云，‘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

故刘备以李严牵制诸葛亮之举，对于李严而言，心中或许抑郁难平……《李严传》引注《诸葛亮集》曰，‘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可见，李严并不愿安于现状。

无论李严此举是试探、抑或威胁，借用孟德之言「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李严传》诸葛亮表平曰：‘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尚书令陈震出使东吴前，曾私下于诸葛亮言「李正方腹中有鳞甲」。

但李严借诸葛亮北伐之际，公然索要五郡以为巴州，又岂止是「腹有鳞甲」如此简单。《水经注》亦云，‘都护李严，更城周十六里，造苍龙、白虎门，求以五郡为巴州治……’。

五郡相当于益北半壁，李严又迁城造门，岂非「国中之国」。

但镇守永安，除李严外尚有陈到，以及白毦兵。

对外虎视东吴、对内守护后主。诸葛亮对此亦是心知肚明，故即使北伐艰难，亦未曾触碰白毦兵分毫。对李严亦是「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以安其之心。

又诸葛亮表平曰：‘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

李严言下之意即欲开府，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诸葛亮志在北伐，又岂肯李严成为掣肘，但为「取一时之务」，不得不表平子丰督主江州。同时，命李严以中都护署丞相府事务。

即诸葛亮之妥协，以换取李严对于北伐之支持。李严改名「李平」，即是佐证。

蜀汉之世家豪族，实则并不诚心北伐。甚至后主刘禅，恐亦并非与诸葛亮一心。

从制度而言，诸葛亮自任丞相、录尚书事，总领政事，赏罚官吏，不受皇帝掣肘；使费祎、董允等担任侍中，掌管宫禁，限制了后主刘禅之皇权，避免皇帝个人意志的干扰。

然从蜀汉后期，刘禅的强烈反弹，侧面反映出刘禅对皇权的渴望，以及内心对于此种制度的厌恶。

就刘禅个人而言，倘若诸葛亮成功攻取关、凉，蜀汉版图将扩充一倍。换言之，诸葛亮为蜀汉打下半壁江山，如此功绩其威望必是如日中天，割地称王亦无不可，但却非刘禅所愿。

进而推之，李严此举未必没有后主刘禅背后之暗示、支持。

在《李严传》亮表平文中，诸葛批判李严「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求以五郡为巴州剌史」、「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

然则，却并未提及「谎粮事件」。

又《亮公文上尚书》中，弹劾李严人员如：刘琰、魏延、袁綝、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祎、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雝、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等，军中军官多达二十余人……

故「李严案」，所代表的绝非个人。而是蜀汉内部针对「北伐」的立场之争，是荆州系与东州系的权利之争，是蜀汉内部振动巨大的一场政治博弈……

李严之「手笔书疏」不过是政治交锋之工具。

诸葛对李严的隐忍、退让，亦并非针对李严个人，而是对反对北伐的利益集团的妥协。但最终李严之举，完全站在了北伐的对立面。故诸葛亦不得不冒险罢免李严，废其为民，流放梓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