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城邦，诞生了世界史上第一个由普通市民直接参与国政的政体。市民，无论多么无知，他的权利都受到绝对的尊重。类似于今天议会一样的500人会议，是由全体30岁以上市民抽签入选组成。
当时的雅典政界，有一位大人物名叫阿里斯德岱斯。一天，他在按惯例参加放逐投票的现场，被一个男人叫住了。这个人递上一枚陶片，说：“对不起，能帮我写上阿里斯德岱斯的名字吗？我不会写字。”阿里斯德岱斯问这个男人队里斯德岱斯做了什么坏事，那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模样，只是满世界听说阿里斯德岱斯是个大人物，是正义之士什么的，我只是听烦了。”阿里斯德岱斯二话没说，就在男人递过来的陶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还给了他。那一年，阿里斯德岱斯被雅典驱逐出境。按照当时的规定，市民可以将自己认为其权威和权力将会威胁到雅典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在市民大会上进行放逐投票。每年，投票只要过半数，该市民就会被驱逐出雅典十年。一个国家，能够让一个大人物自愿帮助别人投票放逐自己，唯有雅典。
在雅典，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祖国的法律即使不好也要遵守。为此他在被捕之前拒绝逃往国外，最终被处以死刑。一个国家，能够让智慧远超众人之上的伟大哲学家自愿以身殉法，唯有雅典。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孕育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奠定了西方科学和人文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法律与规则的精神，从此处发源、汇聚、壮大，并深深地沉淀，成为集体无意识。人类因为有了法律与规则的精神，而不再形同丛林野兽。当然，中国古代的儒家礼教也是一种形式的规则，也曾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这种规则发展到过熟阶段之后，就失去了自我发展和更新的能力。究其根本原因，不免令人将目光投向自古以来便稳居正统地位的专制政体。在人制而非法制的情况下，规则是可以变通的，一切都是维护特定人群的利益的，普通人的意愿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统治阶级的民本思想，也只是将“民”看成一个整体，“民”即百姓，“百姓”即被统治者的统称。民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民，永远是被隔离在政权之外接受统治的、并且需要防范的一个群体。“民”可以通过科举登上仕途，但登上仕途之后他就脱离了“民”这个汪洋大海，仿佛一夜之间崛起成为汪洋中的孤帆。
历史的镜头中，孤帆点点，有触礁而沉的，而沉舟侧畔千帆过；有扬帆远航的，而最终没能到达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