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有四个特征，依赖用户的高度参与、供求双方的信息精确匹配、双边网络外部性及大规模跨界。
平台经济产生了两个重要颠覆:传统厂商的规模经济被打破，以及厂商的财富密码发生了改变——从流水线变成算法。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具有大数据的平台是否带来新型的计划经济，平台算法外部性的正负性，以及平台经济应该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台经济的诞生
2016—2017年，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在互联网平台上，呈现出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平台本身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互联网平台呈现出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平台型公司。
三是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们的线上线下生活，由平台企业演化出平台生态或平台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电商平台到行业平台再到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电商平台率先崛起。
随着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加深，平台的产业领域不再局限于零售业电商平台，而是趋于多元化发展。例如，出现了众包、共享等诸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产业领域。
随着平台进入产业领域越来越丰富，其对产业和产业组织变革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平台逐步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
中国发展平台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又步入了创新资源全球化阶段。“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组织方式，正在以平台为核心重组产业生态。
例如，双创活动产生了创客和大量制造资源的连接平台，高端创新创业资源的连接，成为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带来了重要机遇。
由上可知，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工具，经济学理论能否给予这些现象自洽的解释，并在政策制定中给予恰当的指引，值得探讨。
二、平台经济的特征
对于平台经济，本文给出的定义就是指依托实体交易场所或虚拟交易空间，吸引产业链上下游相关因素加入，并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之间进行交易或信息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模式。
从这一定义中不难发现，平台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革新，而非产品本身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的技术因素有九个要素，分别为：“技术驱动”：云计算(Cloud)、移动终端(Mobile)、技术表达(APP)；关键环节：数字化(Digitalization)、连接(Connection)、精准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赋能(Enabler)、生态(Ecosystem)，也可称作互联网平台特性的九宫格。
平台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赖于用户参与。谷歌将用户的搜索行为转换为具有丰富价值的广告，脸书运用在线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户的精准画像，而优步则看准用户的交通需求充分调度私人汽车。
平台能调动用户参与生产，也会对用户产生巨大影响。乐观派们强调，以优步为代表的平台能够释放未被充分使用的个人资产的商业价值，而类似于Youtube的平台则将让每一位用户都能成为具有灵活工作时间并从平台得到收益的创业者。
对劳动者和工作任务提供匹配服务的平台可能使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同时会出现一个工作岗位和价值创造都极度分散化的社会。
平台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信息精确匹配。某种类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潜在买家和卖家，如何撮合两个群体达成交易将至关重要，而平台效率也集中体现为撮合效率。
平台经济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连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虚拟空间打破时间限制与物理空间距离，使得企业超越区域小市场，面向全国或全球大市场，从针对存量的“头部”发展到拓展增量的“长尾”，从人工操作处理为主发展到工具的技术替代。
平台是连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分享价值增值收益的经营实体。
平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体现为双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有很多类型，但其中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即“双边网络外部性”。
“双边网络外部性”意味着，已加入该平台的买家越多，则卖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同样，已加入该平台的卖家越多，则买家加入该平台的潜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买家和卖家是否加入该平台，乃是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正反馈过程。而对平台企业而言，如何达到正反馈，流量是基础，如何持续获取流量是打造平台生态圈的关键。
平台经济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跨界。
随着资源共享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产业内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产业通过平台实现的跨界融合现象也愈加显著。
新经济格局下，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打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之间跨界现象显著。
平台型企业通过连接多边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设立规则与机制，满足多边群体的需求，充当连接、整合的角色。传统企业也可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企业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创造更多的价值连接，提升效率，带来增值。企业还可以通过协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业竞争者，一起设计新格局、新规则，为供应方及需求方带来更大增值。此外，企业可通过跨界整合，创造全新的价值。
总之，平台追求的是在环形的、不断循环的、受反馈驱动的过程中，最大化生态系统的总体价值。
对平台企业而言，难以复制的资源是社区及其成员拥有和贡献的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据是平台企业的首要资产。
平台经济的魅力在于凝聚资源，将传统经济链条式的上中下游组织重构成围绕平台的环形链条。平台将原本冗长的产业链弯曲成了环形，企业端用户通过平台直接触及消费者，节省的各个环节都提高了产业效率。
三、平台经济的颠覆
传统工业经济以行业分工为主要特征，行业之间边界清晰，泾渭分明。
传统企业处在单向、线性价值链的一环，只需面向客户交付产品或服务，充当生产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传统企业考虑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交付产品，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传统企业寻求最大化产品或服务的用户生命周期价值，聚焦整个线性过程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依托线下物理空间，开始围绕一个区域小市场，从贸易销售介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
一旦一个区域小市场成熟了，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滚动式的横向拓展，这中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整个过程叫做滚动发展和线性增长。
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主要是供给侧的规模经济。
平台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个过程。从封闭的以产销发展到反向资源配置的敏捷供应，最终实现无边界、无距离、自成长的爆发成长。
需求方越来越个性化，而生产方越来越小批量，所以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反规模效应。供给侧需要弹性生产，需求侧需要用户画像。规模效益主要体现为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带来了巨量交易。
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与工业时代的经济体大不一样，从厂商的规模经济转移到平台的规模匹配。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产品的定价权在转移，大多数厂商只能被动适应平台的要求:降价促销和参与各种购物节。
平台上的大规模信息匹配，还衍生出两个“副产品”。一个是物流仓储，另一个是支付，原因就是这两项业务很容易标准化。物流公司的规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从过去生产方的规模经济、需求方的规模经济，演变成平台方控制的支付规模经济和物流仓储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方式变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也跟着发生变化，其中原因就是平台侧的规模经济(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来的生产方的规模经济。
传统经济还有两个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装业为例，如果一个品牌服装的成本是100元，商场的定价大约是12倍，市场的平均倍数为8.9倍。近两年，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大约降到到8倍以下，但终端依然是高定价。在服装行业的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都有交易成本，还有物理空间成本，这就是高摩擦。
所谓高耗散，就是指资源最终的有效利用率。例如，从中东进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费者享受的价值(用作动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资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过去的经济体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经济体。这种高摩擦、高耗散经济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中间环节多。工业时代把这些环节进行分工及专业化操作，极致就是流水线生产。
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出现，使每一个生产岗位都有了标准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专业分工的门槛“保护”，就业岗位数量相对稳定，持续期限较长。只要提高一个最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地产生财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台经济就是要减少这种摩擦和耗散，而减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台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减少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种技术手段的支撑，数据、知识用于决策，关键在于平台上的算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如何分享节约下来的蛋糕，算法发明人和厂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流水线到算法，财富的密码明显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背后，意味着资本方的利益正在从与普通大众结盟转向与小众知识精英结盟转变。
四、平台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与工业时代相比，互联网时代，数据、算法成为生产要素、财富生成机制的变革，财富的创造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否能发展为平台经济学?
笔者认为可以鲜明地提出平台经济学，总结这个时代新生力量，对旧的理论进行迭代，有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计划经济
平台经济是代码和商业的特殊结合，互联网成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流通中的数字中介，平台必须“标准化”参与者专门从事的各种活动，包括思想、知识、劳动力和其他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这显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产生的规制，但也是通过分类纳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码来实现。例如，在共享经济中，优步要求对司机进行背景调查，以便与使用该服务的乘客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些标准化的包含、排除和区分对于稳定参与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台进行计划和组织的基础。
平台可以调动参与建设新数字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循环是通过平台对元数据进行编码、部署算法处理数据点之间的关系、使用脚本交互协议、配置可视特征和默认值的接口，实现数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无形链接。
然而，平台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积极引导、制作和编程流通。这种作用似乎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马云甚至认为平台可以产生“新计划经济”。
线下的物理市场是各种各样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联网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平台有众多交易，成为最有效的市场，所以平台经济是最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
但是，平台积累了大数据资源，通过对此分析，可以预测下一阶段某个物品交易的价格走势，这又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论”，值得理论界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一个平台来说，其价格体系是由平台推荐的，或完全由交易双方博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二)算法经济学
谷歌、今日头条、腾讯、摩拜单车、阿里巴巴等是网络时代有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其共同点是都运用了大规模匹配的算法，这一杀手锏堪比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工业时代称为大规模制造，数字经济时代称为大规模匹配，谁能匹配得最优，谁就获得了财富创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头条实现了人与信息的匹配，腾讯社交网络实现了人与人的匹配，摩拜单车实现了人与设备的匹配，阿里巴巴实现了人与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决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与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差别。这种平台的匹配算法带来不同经济效益的现象，笔者将其命名为算法经济学。
在平台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种被称为“竞价排名”，通俗地说，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竞价排名算法给平台带来最大的收入，但是，也会有产生“魏泽西”事件的风险。
因此，算法经济学就是要测量平台算法的正负外部性。从监管的角度看，这才是要抓的重点。需要监管平台算法对整个社会来说，其效应是正是负。
平台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经济运行越有利，减少耗散、摩擦越多，平台创造的财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为负。
(三)冗余经济学
过去的经济学是一个“浪费型”经济学。
一个商品，经过物流转十圈，所谓“豆腐卖成肉价钱”，只要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分到钱，就能计入GDP的总量，但中间环节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台经济减少摩擦、减少耗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系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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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平台直接对接，在现实生活中，一级批发、二级批发，甚至实体店都没有了。中间环节的消失意味着就业岗位的消失，平台经济也是减少就业的经济学。
未来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遇到的减少就业的技术。平台经济加上人工智能，将使一个国家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笔者设想解决的办法是:在平台各个环节，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台运营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说，只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业岗位寻求一个平衡，可以称之为“冗余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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