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
1998年末，钟书去世。
我们仨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失散了。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一、梦境下一家三口的相依为命
自己的女儿，丈夫相继离世，只剩下杨绛先生独自生活在世上。
曾经的“我们仨”，也在时间的流逝下，走向分离。
2002年，杨绛先生回忆起与丈夫、女儿的往事，写下了这本书《我们仨》。
1、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人老了，总是害怕别离，接受不了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杨绛先生在钱钟书先生在世时，做了一个梦，梦境是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一同散步，有说有笑，走着走着，钱钟书先生突然不见了，杨绛先生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他的踪影，喊他，也没人应。
在荒郊野地里，彻夜的寂静，加深了杨绛先生的孤寂。
在梦境里，杨绛先生忽见到一辆面包车，却一直说不出自己到底想要到哪里去。情急之下，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才看到钟书在自己的旁边睡得正酣。
等到钟书先生醒来，杨绛先生将梦境中的场景告诉钟书先生，钟书先生回答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常会做。
这样的梦境，杨绛先生常常会做，梦境又不约而同的相似。
1998年末，这个一直发生在杨绛先生睡梦中的梦境，也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杨绛先生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2、古驿道上的相聚别离
这是一个“万里长梦”，醒来之后，犹然是在梦中，梦里的一切，又是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发生。
晚饭过后，阿圆和钟书先生玩得正酣，突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原来是要钟书先生去开会。杨绛先生想要帮钟书先生请假，对方坚持让钟书先生明天去开会，地点在山上。
第二天的九点，一辆大黑车开过来，把钟书先生接走，好像是防着杨绛先生似的。
这个会，一开就是很久，晚上都没有回家，杨绛先生担心，怕出什么事。阿圆聪明，找到了钟书先生开会的地方——“古驿道”。
阿圆和与杨绛先生出发，坐了很长时间的出租车，再转了很久的车，终于找到了古驿道这个地方。
原来，古驿道这个地方，就是一家客栈。
这家客栈的规矩可真多，掌柜的也凶，给了阿圆和杨绛先生客栈的规矩警告。
走出客栈，便是一条水路，阿圆和杨绛先生走在古驿道上，走着走着，才发现岸边停泊着一条小舟，
而这条小船，也成为了杨绛先生的梦中离别之地。
最先离世的，是阿圆，比钟书先生早了一年离世。这古驿道，成为了杨绛先生和钟书先生、阿圆的梦中离别之地。
古驿道中的相聚别离，本来是在梦里，却发生在现实当中。
3、梦里幻境为现实
发生在古驿道中的别离，也真真切切的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
阿圆最初开始痛在腰椎上，阿圆的丈夫将阿圆送到医院住院。病情越来越加重，得的是一种很严重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之后，再次复发。
病情严重，当时的医护条件也不够优越，治不了阿圆的病。阿圆，就这样离杨绛先生、钟书先生而去。
再后来，钟书先生也离杨绛先生而去，在梦境里，杨绛先生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钟书先生就此远去。
“我们仨”，已走了两个，此时的家，已不再是家，只是客栈而已。
二、单纯温馨美满的学者家庭
往事过往，再次回忆，总是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杨绛先生，继续为女儿阿圆写记录他们生活的《我们仨》。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充满着真情，记录着曾经温馨美满的一家三口生活。
1、相聚在一起，相爱在一起
1935年7月，钱钟书先生不足二十五岁，杨绛先生二十四岁略<typo id="typo-1468" data-origin="欠" ignoretag="true">欠</typo>几天，他们结了婚，一起到牛津大学求学。
刚踏出国门，还只是两人。到回到国内，已经是三人，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和钱媛，一家三口，回到家乡，反而是忧心忡忡，那个时期，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回到国内，钱钟书先生就前往西南联大教书，和杨绛先生、阿媛单独分开。而杨绛先生在钱家待了一晚之后，就回到自己父亲的家中。
后来，钟书先生任蓝田师院的英文系主任，再次与杨绛先生、阿圆分离。
1941年，钱钟书先生辗转回到上海，与家人团聚。
那段在上海的日子，也是他们一家三口过得最艰难的时期，日本人占据上海，他们连饭都吃不饱。
在这个时期，也是钱媛患病的病毒潜伏开始。贫和病是相连的，阿圆在1947年时，被查出了骨结核，这是后来带走钱媛的病毒，在这个时候开始潜伏于体内。
十个月之后，阿圆的病得以痊愈。1949年时，钟书先生也接受清华大学的聘约，到清华教书，一家三口开始了新的生活。
钟书先生在工作一年之后，被调任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
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中兼任一两门课程，阿圆在清华园中长大，一家人自得其乐。
1951年，钱媛考入女十二中，读高一年级，以代数满分的成绩进入，也到城内住校。
只有周末时期，一家三口才能够一家团聚。
1955年，钱媛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语系，立志成为“教师队伍中的尖兵”。
文革时期， 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被抓出来进行批斗，钱媛贴在母亲的身边，一言不发，拿出人造棉，为母亲缝制一套睡衣。
文革结束之后，钱媛已经结婚，婆家距离钟书先生家庭稍微有些远。
后来，钱媛出国时期，先生两口子也只有一个女儿，想念女儿想念得好苦。
一生相聚在一起的三人，在1997年时，钱媛因为得病而去世，1998年，钟书先生相继去世，这个家，自然也就散了。
2、好的生活，需要经营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一生恩恩爱爱，但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摩擦。
在《我们仨》的书中，杨绛先生曾经记录道，在出国的轮船中，曾为了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而大吵了一架。
两人谁也不服谁，说了很多互伤感情的话。最后找到一位能够说英语的法国夫人，才判定杨绛先生是对的，钟书先生是错的。但两人都不开心，杨绛先生觉得无趣，钟书先生输了，当然也觉得无趣。
从轮船的争执事件之后，两人就做规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
我们习俗的看法，总是认为，男人要当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钟书先生却偏偏是个除了做学问，生活能力极差的人。
在妻子生产住院期间，他在生活方面，常常做错事，打翻墨水瓶，弄坏门轴，砸坏电灯。但杨绛先生的一句话，“不要紧，我会修”，让钟书先生放下心来。
3、两个知识分子的坚守
新中国成立之前，谣言漫天飞，人心惶惶。
杨绛先生、钟书先生，对于未来自己的道路表示担忧，他们知道，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自己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到国外做二等公民，一个人在紧要关头之时，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
他们不愿逃跑，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当时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他们不愿意。
他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他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三、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书中的大部分描述中，杨绛先生都在追忆当年“我们仨”的生活琐事。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杨绛先生在写下书中的这些情节之时，内心的波澜会是如何？
我们仨，其中的钟书先生，钱媛都先离杨绛先生而去，一辈的相聚，到老年时期，却只有别离，任何人，都不愿去经历别离，但这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阶段。
曾经作为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也只剩杨绛先生。
2016年，杨绛先生离世，或许，这对于他们仨，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他们三人，又能够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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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杨绛先生——《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