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季羡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pat和B（龟兹文）的pud、p d 译过来的。
古文字的音变、音译、意译等笔者不懂，但是季老的语言学着实打开了中国佛教本源的一扇门，语言作为考古和文化探索的一个媒介，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本文致力于探索中国佛教和印度释迦牟尼创立的教派（我们暂且称之为印度佛教）之间的关系。从时间上我们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从空间上，我们可以从华氏城和于闐着力。
公元前6世纪，随着雅利安人入主北印度，雅利安人带来的婆罗门文化和当地的土著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时候的释迦牟尼佛和其他六位沙门大师正是土著文化的代表，他们是以反婆罗门文化的面目出现的。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沙门思潮的兴起，婆罗门教文化开始衰落。
印度佛教的兴盛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这要归功于阿育王，阿育王崇佛罢武，过度扶持僧团，导致国力空虚。阿育王死后，大将补砂密多罗弑王自立，开始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这个时候，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遮那通过于闐密道来到了西域于闐，印度佛教的种子开始在于闐萌芽。
此时的于闐又是什么样子呢？雅利安人侵入印度，走的是葱岭南线，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误打误撞来到了西域，他们是楼兰国的先民。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雅利安人在水草丰美的西域定居下来，这段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但是他们却留下了婆罗门教的前身拜火教（袄教）的文化。
补砂密多罗的灭佛运动促使印度佛教流入于闐，在这里，袄教和印度佛教进行了半个世纪的融合，西域佛教加入了偶像崇拜的元素，婆罗门教鲜活的诸神形象在这里也华丽丽变身，包括毗卢遮那自己都成为一方神灵。我们知道，释迦牟尼创立的印度佛教原本是没有袄教元素的，他更倾向于用婆罗门教的苦行来开悟，即小乘佛教。而在于闐，印度佛教是流落异乡的落难者，对袄教的曲与迎合是它能够发展下去的前提。这一阶段，印度佛教为西域本土的袄教带来了精神食粮和仙神元素，互为依仗，文化的融合加剧，我们称这一时间这一空间的印度佛教为于闐佛教，它是中国佛教真正的源头。季老所说的“佛”这个词的产生，确实就是西域先人对印度佛教的本土化称呼。而印度本土佛教传至中国，我们却称之为“浮屠”，其实和“佛”字的意思是一样的，然而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印度本土的“浮屠”更多的是“觉悟者”的意思，通过苦行或学习让个人得到内在成长。而西域的“佛”则更像一尊偶像，通过敬拜布施，获得神佛的恩典，属于外求加持，其焦点不在己身。
我们再看公元5世纪前后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印度的贵霜王朝兴起，又一位国王，迦腻色迦王，他和阿育王一样，崇佛过度，我们有机会可以看看法显的《佛国记》，里面记载极为详尽，大抵就是佛教继阿育王后又一个巅峰时期。这个时候也是婆罗门教最低谷的时候，然而世间万物生灭转化，却是常态。迦腻色迦王死后，大臣讫利多利自立为王，又一次灭佛运动开启了。印度佛教在经历了小乘阶段，进入了大乘佛法的巅峰，同时又跌落下来，进入密宗阶段。随着讫利多利制造的法难，像挤牙膏一样，一部分大乘学说转战他们已经很熟悉的于闐国，一部分经尼泊尔进入西藏，成为印度佛教密宗新的起点。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从公元5世纪前后，伴随着法显从印度归来，中原大地上开始洋溢着对佛教的热爱，很多高僧起于中原，止于西域。甚至像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也有机缘能够进入长安弘法。大家看到的，却是于闐佛国激荡出来的本土化佛教。这个时期的于闐佛教却是又融入了回回教、犹太教等诸多西域教派，形成了于闐牌的大容器，源源不断地向内地提供大杂烩的精神营养。
综上，鉴于季老的语言学功底和发现，中国的佛学是西域于闐佛国向内地传播的一个结果。而释迦牟尼的浮屠教，却只是于闐佛教的一个重要元素，其内核差异已近背道而驰。犹如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婆罗门教起源于拜火教（袄教）一样，渐行渐远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让更多的人相信和参与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