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昏聩无道，深陷于巫蛊之乱，诛杀太子，逼死皇后。另一方面，政令废弛、治安不修，盗匪如藤蔓野草滋生蔓延、遍地皆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的盗匪们相互串联、拉帮结伙，呈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帝国境内盗匪蜂起、乌烟瘴气。据《汉书》记载，大规模的盗匪团伙多达数千人，攻城略地，劫夺府库钱粮，释放死囚重犯，绑缚、杀害郡太守、都尉等官吏，甚至有的团伙过起了皇帝瘾，自定年号、称王称霸。而小规模的盗匪团伙，侵扰乡间村舍、劫夺富户草民，此起彼伏，不可胜数。
各地匪患之警报，频频传报至皇宫大殿。鉴于盗匪频起，为害地方，汉武帝再也无法安坐龙榻，急命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丞相长史（丞相的秘书长）专门督办剿匪，级别如此之高，不可谓不重视。可是，成效却不大，匪患仍不能禁绝、呈愈演愈烈之势。
一代雄主汉武帝痛下杀手，亲授虎符和讨贼诏书，征调虎贲铁骑奔赴各郡剿匪灭贼。效果立竿见影。所过之处，如秋风扫落叶，大部分横行州郡的盗匪团伙被剿灭殆尽，数万盗匪被斩杀，余匪哭爹喊娘、望风逃窜。这其中被冤杀、被误宰的倒霉蛋、冤死鬼也不乏其人。
同时，加强对提供钱粮、窝藏包庇盗匪的不法之徒及郡县豪强劣绅也加以严厉打击，以杀立威，诛杀近数千人。此次雷霆剿匪行动，决心大、动作快、手段狠、成效显著，获得帝国臣民的高度赞誉。吃瓜群众纷纷额手相庆，自此天下太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
然而，待官军一撤，四散而逃的盗匪流寇又开始呼朋引伴、啸聚山林，为祸一方。可谓活学活用“游击战”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对此，朝廷及郡县东奔西突、疲于奔命、无可奈何。
乱世还需重典。于是，汉武帝颁布严刑峻法《沈命法》（沈，没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规定：盗匪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不去剿捕，或剿捕盗匪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郡守及其以下官吏一律处死。（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此法一出，令帝国头疼的匪患报告竟销声匿迹了，到处歌舞升平，武帝大为高兴，自以为措施得当、效果显著，颇为自负。而细究其真正缘由却是：地方郡县各级官吏吃透了《沈命法》的实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采取了相对应的避罪措施。自《沈命法》颁布以后，各级官吏们对于辖区内兴起的盗匪之患一律隐匿不报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匪患一旦上报，必定由其担负缉拿之责；如不能如期剿灭盗匪则面临着杀头之罪，郡守也会因此承担连坐之罪。人都是自利的。一郡之最高长官郡守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承受这无妄之灾，只得拼命压制下级，不让其上报匪患，任由匪患肆虐、做大而视而不见。此处借用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After me, the flood）！
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After me, the flood）
最终，《沈命法》名存实亡，盗匪越剿越多，这也为大汉帝国由盛而衰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