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我大体上算是个老实孩子，基本没享受过被老师拳打脚踢（这种情况在现在后果很严重，在当年压根不算事）或是祭出“请家长”这种大招的待遇。可是大错不犯，往往意味着小错不断，所以挨训、罚站、写检讨这样的“小惩”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
不过我对写检讨颇有心得，还曾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大加表奖并在全校公示。对于写检讨我的经验是字数一定要多、字迹一定要工整，文中尽量对“犯罪事实”含糊处理（省得再把老师气着），就算有再多的委屈和借口也只字不提。重点放在“狠斗错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找原因”，比如辜负了老师的辛勤付出、殷切希望啥的以及自己有多么的悔恨、多么的对不起老师。
总之一句话：放弃节操，拍得一手好马屁，检讨书想不过关都难。
其实写检讨就是一种满足上位者心理预期的玩意，怎么顺着他的心思怎么写就得了，任何抗争的企图都是给自己找抽的理由。不过要是上位者、而且是那种上到脑瓜顶上就剩下一片天的大人物——比如说古代的皇帝也犯了错，他们该怎么办？
其实也很简单，弄个“罪己诏”糊弄一下就得了。
罪己诏可不仅仅是皇帝的检讨书，还经常被当成一种治国安邦的权谋手段。
在一些古装影视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话，其实就是罪己诏中最常用的一句“口头禅”。这句话最早出现在《尚书》中，是商汤灭夏桀后召集各方诸侯开会，告诉大家他灭夏桀是替天行道，就算有错也报应在自己一人身上，与其他人无关：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尚书·商书·汤诰》）
《汤诰》有真文、伪文之争，但内容意思大致相同。还有的资料认为罪己诏的起源不是商汤而是大禹——说是有一次大禹见到有人犯罪，就大哭着说当年尧舜为君王时百姓与其同心，而现在百姓则各怀私心，所以“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说苑·卷一·君道》）。不过《说苑》的作者刘向是西汉人，而且他的说法与《汤诰》过于雷同，起码我是不怎么信服的。
西周的成王姬诵是另一位因为写检讨而名垂青史的君王。这位因为“成康之治”而成为史上知名贤君的西周第二任天子，在平定了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赋诗一首：
“予其惩，而毖后患。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
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诗经·周颂·小毖》）
话说儒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君王嘚瑟、不听他们的“劝导”；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帮高高在上的家伙们倒霉，如果在倒霉之后还能老老实的认错那就是妥妥的“明君”了。于是哪怕孔圣人将当时流传的3000多首诗歌狂删成了“诗三百”，也舍不得删掉这首名为《小毖》的“罪己诗”——谁让姬诵这个憨憨看起来那么“无邪”呢？
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刘恒。不过老刘并没犯什么错，搞这么一出完全是为了跟大臣们怄气——公元前179年，25岁的刘恒刚刚即位、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乎呢，就有大臣建议他赶紧立个太子，省得皇帝陛下要是一不小心挂掉了，弄得大家没主子拜。刘恒闻言大怒，可这位腹黑的皇帝既未打也没骂，而是别出心裁的下了一道罪己诏：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
——你们逼我立太子，不就是嫌我的德行不够吗？连我这个当爹的都缺德，那我儿子岂不是更缺德？我们一家都缺德，还立个毛线太子！
其实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是刘恒以旁系入主宗，是个无奈下的选择。所以以周勃为代表的权贵们都不怎么服他，不停的挑衅刘恒的权威。此时的刘恒立足未稳，哪怕弄出个罪己诏作为反击，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被迫立长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为太子。
不过在刘恒的帝位稳固后，便开始了反攻倒算，比如周勃就被他收拾得欲仙欲死。
刘恒下罪己诏只是一种政治权谋手段，而他的孙子、汉武帝刘彻颁布的那道更著名的《轮台诏》，就更像是一份皇帝的检讨书了，而且影响也更大。
刘彻的一生几乎就是战斗的一生——在位55年间跟匈奴大战了43年，收复了河套、河西、阴山等地，极大的削弱了匈奴势力，稳固了边防。可惜汉匈之战未竟全功不说，还搞得国库空虚、民力凋敝，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造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刘彻晚年逐渐昏聩，不但迷信方士、生活奢靡，还用一场巫蛊之祸逼死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株连了数万人。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匈奴期间，陷入了国内夺储之争，被迫盲目出击最终兵败投降，刘彻遭受了自汉匈开战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刘彻终于悔悟，并于次年颁布了著名的《轮台诏》。在诏书中，刘彻否定了桑弘羊等大臣继续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建议，并反思了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的错误，重新修订了自己的施政方针：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刘彻不过是认了个错，可神奇的一幕便随之出现了——原本一肚子怨气的大臣们开始欢呼颂圣，士气低迷的将士们感激涕零，风起云涌的民间造反活动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无踪，大家都觉得这个曾经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依旧可以带领臣民们重新过上好日子。
可以说没有刘彻晚年的拨乱反正、将治国路线由“尚功”转为“守文”，后来的昭宣中兴和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就算还会发生，但无疑也会艰难得多。
刘彻公开向天下的臣民检讨认错，面子自然会丢个精光。可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不但得到了臣民们的谅解和赞美，还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使得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国势又有了复兴之相，真是一场意外之喜。
原来写个检讨书还有这么多好处！刘彻的后辈同行们不禁万分窃喜，纷纷向他偷师学艺。至于说向臣民认错没面子啥的压根没人在乎——跟江山和权势相比，面子算毛线！
于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有多达87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公开向臣民认错——汉朝有15位、三国有3位、两晋南北朝有22位、隋唐有9位、五代十国有6位、两宋时期有9位（含辽金）、元朝有4位、明朝有11位、清朝有8位。
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数不胜数，但限于篇幅只说两位，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明思宗朱由检。
李大帝以英明神武和虚心纳谏著称，号称千古一帝。但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为写检讨小能手，据统计他在位24年间一共颁布了28道罪己诏，堪称历朝皇帝之最——不了解内情的肯定会以为这位皇帝陛下得有多么的祸国殃民呢。
李大帝武能马上打江山，文能一手开创贞观治世，既没祸国殃民也没奢靡残暴，那他闲着没事干嘛成天写检讨？其实可以把这认为是一种笼络人心、树立帝王权威的另类手段。
国内出现自然灾害了，他马上写检讨说这都是皇帝施政不当的错，如果老天要惩罚就惩罚到他李世民身上，千万别苦了百姓：“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第八》）；当他用人不当且法外施恩以后，又公开向臣子认错：“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唐纪第十二》）；李世民好色，于是大老婆长孙皇后就给他找了不少小老婆，其中一个是前隋通事舍人郑仁基之女，没想到因此招来魏徵的一顿狂喷。原来这位郑妹纸已经与他人有了婚约，于是李大帝赶紧将妹纸双手奉还，然后又轻车熟路的颁下罪己诏一道向天下人道歉：“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纵观李大帝下罪己诏的理由，其实对于帝王来说压根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他装傻充愣，估计除了偶尔会被魏徵喷一脸唾沫星子以外，不会有任何后果。可是他依然每次都郑重其事的公开认错、检讨，这到底图个啥？
答案是每当他下罪己诏后，史书中类似“时莫不称叹”、“民大悦”之类的记载便比比皆是。
这才是高明的政治手段啊！
与李世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思宗朱由检。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陕西农民军攻克中都凤阳，掘皇陵、焚皇觉寺，朱由检被迫下罪己诏，承认大明江山危殆都是自己施政失误所致；两年后北方大旱，民不聊生且民怨沸腾，朱由检在祈雨时第二次颁下罪己诏，希望老天有脾气冲着他来，别总是折腾大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内有李自成等农民军不断攻城略地，外有满清纵横关外并不断入塞劫掠，内外交困的朱由检束手无策，只好第三次写检讨，希望老天爷赐予他力量：“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崇祯实录·卷十五·崇祯十五年》）可惜他拜的老天一点都不灵验，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纷纷称王割据，清军还是没完没了的入寇，大明朝野上下更是混乱不堪，气愤至极的朱由检第四次下了罪己诏。不过这份罪己诏名为检讨认错，实际上是朱由检满腹怨气的一次大发泄，将大明朝的那些蠢货、奸佞以及庸才们统统骂了个遍。
不过发脾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的朱由检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五次下罪己诏。这回他希望能靠坦诚的认错、勇敢的担责来重聚人心、提振士气，以拯救大明：
“朕嗣守洪绪，十有七年，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盗寇日炽，生民荼毒，靡有宁居，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在朕躬……皆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又朕之过也……皆朕抚御失宜，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踞蹐无地，已实不德人。”（《崇祯实录·卷十七·崇祯十七年》）
看着文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朕之过也”，是多么的让人伤怀、绝望？
然而仅过了一个月以后，北京城失陷。朱由检出奔，大臣闭门不纳，逃回宫中鸣钟，亦无一人前来。最后他不得已在煤山自缢殉国，留下一道遗诏，也是朱由检的最后一道罪己诏：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
想象一下朱由检留下这段文字时的心情，他会不会想起南北朝时刘宋末帝刘准的那句名言：“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第一》）？
同样是史上最喜欢写检讨的皇帝，罪己诏对于李世民来说不过是信手拈来的、用以锦上添花的小谋算、小手段。而对于病急乱投医的朱由检来说，却绝望的期盼着罪己诏能成为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让人不知道是该觉得讽刺，还是心酸。
有“中国特色”的罪己诏，其实是君权与臣权斗争的结果。
在尊卑分明、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帝王犯错要公开向臣民认错、检讨几乎算是一个“中国特色”。跟那些凭借军队和税吏就能为所欲为的西方君主相比，中国的皇帝们哪怕自吹是天子或者真龙，大臣们还是该喷照喷、百姓们一样该骂照骂。即便如此，那些不想作死的皇帝们起码在表面上还得忍着，而且必须装出一副虚心接受的模样，否则就必然会被视作昏暴之君，从而遗臭万年。
总有人说什么君主专制，事实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中，掐头抹掉秦、去尾拿走清，还真没剩下哪个王朝的皇帝能专制得起来。为啥？因为西方有教宗，中国有儒宗。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何为仁？孔子曰“爱人”（《论语·卷六·颜渊第十二》），孟子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卷二·梁惠王章句下》）——至圣和亚圣都发话了，牛叉如皇帝也得老实听着，并且规规矩矩的忠实践行。
所以中国皇帝的最高荣誉就是被称为“仁君”。像秦皇汉武那样举着大刀砍人砍得满地血的那种皇帝，儒家压根就瞧不上，只有像赵祯、朱佑樘这样对他们言听计从的皇帝才是最爱。而在中国的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绝对是个另类，一方面他砍人的本事一点不亚于秦皇汉武，另一方面这位李二郎又非常善于装孙子，比如为了表现虚心纳谏，活生生捂死了自己的鸟……
这就让儒家非常的纠结了，不过最后为了树立典型，只好奉送了李大帝“千古一帝”的高帽一顶，而且还是最没争议的一顶。
所以说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就是一场皇帝与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士大夫们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多数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而罪己诏就是身为臣子的士大夫限制皇权的一大利器。
西汉的董仲舒除了搞出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对儒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也就是说只要皇帝干了坏事，老天一定会做出反应警告他；即便皇帝看起来挺老实，可是老天依然降下了灾难，那也一定是皇帝有了坏心思，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
话说历朝历代那么大的江山和人口，每年要不闹点水灾、旱灾、虫灾、地震什么的都对不起老天。可董仲舒的理论一出，倒霉的皇帝立刻化身史上最大的背锅侠——皇帝自称是天子，那么天灾岂不就是老子揍儿子？结果儿子没揍着，无辜的百姓却被揍得满头包，这事得找谁说理去？当然是找皇帝！
所以作为老天的儿子，皇帝能做的就只有出面替他老子的“误击”而道歉。问题是他这个老子的眼神极差、手法极烂，总是没完没了的“误击”，所以皇帝只好一次次的道歉。我们今天看到的罪己诏，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的无妄之灾。
就算摊上个无灾无难的太平年，皇帝也很难消停。因为一旦出现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甚至雾霾天这样的“天像异变”，大家依然认为皇帝又偷偷干坏事了，所以还得继续写检讨。即便是强悍如明太祖朱元璋，遇到这种事情也得乖乖的深刻反思，哪怕是老朱把罪己诏写得霸气无比：
“朕德薄才疏，效圣人之道，相继行之。至是五星紊度，黎庶匪宁，若悖理乖仁，非朕而谁？”（《皇明诏令·卷二》）
天灾都得检讨，闹出了人祸皇帝自然更是责无旁贷。比如打仗没打赢、内政乱糟糟、百姓嗷嗷叫（比如造反）甚至国将不国啥的，甭管是因为文官太贪、武将太怂，还是碰上了神仙下凡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反正统统都是皇帝的错，老老实实的站出来念检讨就是了。
不过相比对上天老子的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们大多是不服气的，所以该检讨还得检讨，但诚意通常就欠奉了。比如前边提到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比如说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李隆基。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李隆基被叛军撵出长安，一路逃到了四川避难。为了激励士气重新打回老家，高傲的李隆基不得下罪己诏公开检讨。不过在言辞中，他显然认为自己没啥大错，顶多该负个“领导责任”。至于罪魁祸首，当然应该是他曾无比宠信的“奸臣凶竖”们：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厉，勤念生灵，一物失所，无忘罪己。聿来四纪，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奸臣凶竖，弃义背恩，割剥黎元，扰乱区夏，皆朕不明之过也。”（《旧唐书·卷九·本纪第九》）
一边检讨一边骂人——从汉文帝刘恒到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皇权与臣权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哪怕在罪己诏中也是如此。
罪己诏到底有没有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皇帝一旦下了罪己诏，臣民们通常都会欢欣鼓舞，而且往往会诞生奇迹。比如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了泾原兵变以至于长安失守、唐德宗李适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大唐王朝眼瞅着要玩完，不过却随着李适颁下一道《罪己大赦诏》，战局居然发生了骤变：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九·唐纪第四十五》）
于是叛乱随即被平息，李适也得以安然返回长安。
类似的记载几乎遍见于史书，但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刚刚提到的李适，在平息了泾原兵变返回长安后，屁股还没坐稳呢，河中节度使李怀光就又发动了一场叛乱——说好的“四方人心大悦”呢？
儒家认为皇帝闲着没事多搞搞自我批评，属于“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大补之法，弄不好能包治百病，就算不能也可以让皇帝不至于太嘚瑟。而皇帝们被逼着写检讨写得多了，也觉得这种做法可以笼络人心，还能落下个好名声，所以对此表现出了罕见的宽容。
所以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儒家，都把罪己诏当成了斗争的利己工具。至于藉此治国利民，那纯粹是想多了。
于是高明如李世民就将罪己诏玩出了花来，还成了铸就他千古美名的好帮手。而绝望如朱由检哪怕再颁下百道、千道罪己诏，大明朝该完蛋还是得完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