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周三，和老公一起乘1047次火车前往上海。27日凌晨五点十五分抵上海站。8点30分，我们已站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二号楼三层的病理科门外。走出电梯间就是病理科的接待室，屋子里座无虚席，送检的两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如两条蛇阵。电话约出在此进修的小刘医生，她行色匆忙，表情严肃地说:切片和病历下午三点半拿过来交给我就行了，你们找个地方休息，其他等下午来了再说。

告辞出来，找家旅馆，匆匆洗洗，倒头便睡。中间起来胡乱吃了点东西，继续大睡，火车上丢失的睡眠差不多补回来了，倦意渐渐消散。

下午三点半的病理科依然门庭若市。短信小刘医生，告诉她我们到了。回复说等她十五分钟，把手头的事做完就出来。十五分钟在腰酸腿软的煎熬中过去了，却不见人出来。现在是在求人家帮忙，不好催问，只能继续等待。上次手术只过了半月，加上舟车劳顿，我几乎站立不稳，老公也支撑不住，干脆沿走廊走出很远找了个窗沿坐着。怕小刘出来找不见人，我把装病历的牛皮纸袋垫在病理科门口的大理石地板上坐下来。四点过了很久，小刘医生终于出现了，匆匆接过病历和切片，说了句“等着”，就又走进里面去了。

老公在接待室门口等了老半天，见实在等不来空位子，就招呼我和他一起坐在门外楼梯间的台阶上。那里已经坐着一对老年夫妻和一个瘦弱的女孩儿。又半个小时过去，小刘医生再次出现，这次她的表情有点古怪，没有了之前的匆忙仓促。她犹豫了一瞬间，然后略带歉意道:杨教授下午刚好在，他看过了你们带来的东西，是有恶性细胞在……她顿了一下，接着说:也别太有压力，发现的比较早，做了手术不会有事的。那你们去交费吧。接过她递过来的一张检查收费单和一张会诊收费单，我竟没注意到要交多少钱。尽管早就做好了结果最坏的心理准备，此刻，脑子却无论如何转不过弯来，不愿相信自己真的得了癌症，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身体机械地跟着老公去一号楼收费大厅，泪水滔滔不绝地顺着脸颊奔涌流淌。医院熙熙攘攘的道路上，没有人关注一个泪如雨下的病人或家属。他们看惯了一个个被化疗变成光头的男男女女，看惯了活着进来躺着去火葬场的场景，看惯了每时每刻在病房、走廊和院部大厅上演的撕心裂肺和痛不欲生……我无声的泪奔在这里太司空见惯了，没有人为此侧目，没有人好奇，这里往返奔走的可能更多人内心比我更痛苦，更煎熬。那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后面，都有一幕幕生生死死的悲剧。于是，当我们走到收费窗口的时候，我的脸上已经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悲伤过的痕迹了。

把交费条递进病理科接待窗口的时候，已经六点钟了。小刘医生告诉我们可以回家去等着，她会通过顺丰快递把病历、切片以及会诊报告寄给我。她谢绝了我们的晚餐邀请，晚上得加班分析白天收进来的单子，看看排队的长阵，就知道医生们有多么辛苦多么劳累了！

告别小刘回到旅馆，刚喝了点水，老公的大学同学来电，邀我们和他家人共进晚餐，今天恰巧是他儿子的生日，请我们一起庆贺。

我的心情不适合参加这种晚宴，就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吧，再说我和他们也不认识，都不知道聊什么。我向老公推辞。

去吧！老公劝道:吃过这顿饭我保证你就不会难过了，路上我再详细给你讲我同学他们家的情况。千里迢迢来了，也不好辜负了人家的一片盛情。

换乘两趟地铁后，我们来到大名鼎鼎的陆家嘴，在这片举世瞩目的商务摩天森林中，非常醒目的一幢就是老公同学所在的那家基金公司总部大楼。我们晚饭的海鲜餐厅就在那些摩天大楼附近的一爿公共社区里。这里让我联想到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比安提、辰星那样的跨国公司，以及寄生在写字楼之间像酱子那样的高档菜馆。对我们这种“乡下人”来说，陆家嘴简直就是在不同的星球上。

来这里的地铁上，老公讲了那位同学的故事。老安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后考研，研究生毕业留在大学教书，娶了同校的师妹为妻。有了孩子不久，老安在拿着自己的淋巴切片跑遍北京上海天津各大权威医院会诊后，确认自己罹患淋巴癌。于是倾尽全力开展治疗，经过一系列手术、放疗之后，症状消失。考虑到今后病情有可能复发，考虑到医疗条件和孩子的教育环境，夫妻俩决定调入上海工作。老安进了著名的基金公司，妻子则成为某大学金融系教授。十几年来，老安的淋巴癌也并未再出来捣乱。可是，幸运之神并未青睐他们太久，灾难于三年前再次降临——他的妻子被诊断得了脑瘤。听到消息的一刹那老安就崩溃了，他被人搀扶着才没有倒下，然后就山崩地裂撕心裂肺地痛哭。伤心过了，痛哭过了，接着带妻子治病吧！一年多过去，心力交瘁的老安在一次散步途中突发心梗，抢救不算及时，却逃过了一劫，医生告诉他:你的命真大，主动脉血管都堵死了还能活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你居然比普通人多了一根血管！老安的心梗没有致命，这令他感慨万千，本以为到此为止应该否极泰来了，可前几天又降霹雳——妻子的脑瘤手术没能做干净，癌细胞已经扩散，目前表现出来的有癫痫症状，接下来会怎样，没人知道，他一边瞒着妻子实情，一边带她到最顶级的医院治疗。

我一路听一路唏嘘，不觉已经出了地铁。正在分辨方向，有人叫着老公的名字走过来，这就是老安。他身体单薄、略矮，满脸皱纹，除了一双精明、盛满善良的眼睛足够精神外，分明就是个小老头儿。在华丽的包间等候我们的一对母子呢？完全是两个极端:儿子高高大大白白胖胖，像一株生机勃勃的白杨树。母亲着一袭麻料披巾，满脸沟沟壑壑的皱纹，面色青黄，整个人像一捆揉皱了的铺盖卷儿，无精打采地萎在哪儿。我暗想:她老公比我老公还小一岁，她又是他俩的学妹，多半比她老公年龄小，也就是五十左右吧？坐在一位大学金融系教授旁边的我应该自卑，可是，我全然忘记了自己身份的卑微，也忘记了自己下午噩梦般的心路历程，竟然对面前的一家人怀着满腔的悲悯！那位儿子一直沉默不语，今天是他二十九岁生日，可他始终没有流露出一丝笑纹。他的父母似乎也已经很久没有过发自内心的微笑了，应该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只是勉强牵动一下，露出牙齿而已，那是有多么无奈多么苦闷才做出的笑意啊！下午的悲伤被我甩到脑后，喧宾夺主地为小寿星唱生日歌，他们三口则呆呆地盯着蛋糕上的火苗，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丰盛的晚宴上只有两大亮点:我的好胃口，我老公的好酒量。每上一道菜我都享受地品尝，赞不绝口，或者把盘子转到小寿星和女主人面前，说:快尝尝，银杏虾仁蟹黄包，亏他们怎么包得出这么精巧的小圆锥啊！老公默契地配合我，不时举杯道:来，大家用茶陪我喝一个，祝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东道主一家滴酒不沾，面对满桌子的美食也好像是吃过饭来的，夹上一小片没滋没味地嚼嚼，就把筷子放下了。我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餐桌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只好偃旗息鼓，早早告退。老安是北方人，却像个温柔体贴的上海男人一样一直把我们送到地铁站，和老公俩人站着叙了好一阵同窗旧事。我步履轻快地买票，换车，回旅馆，不再觉得自己的病有什么好悲悲戚戚的，刚刚那一家子不是比我更惨？苍天在上，我绝不曾希望任何人比我更悲剧，从未有幸灾乐祸之想。人性有一个共通点:看到别人比自己走运，就羡慕嫉妒恨；见有人比自己还惨，会庆幸自己不是最惨的。我不嫉妒恨人家是高管白领教授，我羡慕；他们有钱有地位有资源却不再拥有健康，我很同情，除了同病相怜，除了悲悯，还能有什么呢？看到他们的境况已经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我感谢他们！

第二天，再次来到肿瘤医院，希望能立刻拿到报告，可那是妄想，我们只能回到家耐心等待。

一个人什么时候最痛苦难熬？是被当做嫌疑人呆在牢房里等候判决的日子，是死刑犯等候行刑日的那段时间，是我等会诊结论等得望眼欲穿的这些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我全部的感觉都集中在病灶那片区域，捕捉任何细微的异动。那里有时候会隐隐作痛，有时候微微出血，有时候会出现神经运动似的颤动……所有的风吹草动都被我判定为恶性细胞在分裂和蔓延，每推迟一天手术，距离死亡就更近一步。我一次又一次短信请求小刘医生尽快帮我拿到会诊报告，对方反应冷淡。也对啊，非亲非故，素昧平生，人家一个小姑娘为什么要帮你做令她为难的事？人家帮忙是热心，不帮是本分，所以没有理由抱怨，急有什么用？

道理都懂，可还是会掐着手指算日子。十天过去了，距离上次手术马上就一个月了，还是固执地认为现在延误的每一天生命都在被坏东西蚕食。如果开始还算发现的早，接下来贻误到不可收拾时，是否可以理解为病理机构害死了我呢？

如果所有的病理医生都能设身处地站在患者立场看待每一份病情报告，能尽快让病人得到有效治疗，可能会少了很多寃死鬼吧！

有生以来，从未觉得时间是如此漫长，度日如年、一日长于百年这类语汇大概就是在这种心境下诞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