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
她考研，今年年初来学校复试，自认表现得失格了点，问题答得潦草，担心自己考不上了。
那天随行的，有她的男朋友和一位女性好友，她高嚎低嚎一路，“我肯定考不上了”，活像个刚从言情剧里被热乎乎捞出来的失恋女一号。
但是三人后来决定，不管怎样来都来了，还是正儿八经去馆子吃顿饭啦，结果不上饭桌还好，一上饭桌，我这位复试失利的朋友一口气点了十八道菜，统共三个人，其中两个女生，这十八道菜吃两天也未必吃完。
交菜单的时候，女性好友碎嘴讲“点这么多干嘛”，想删掉几道。
这时男朋友摆手说：“没事没事，让她点吧，她已经够难过了。”
朋友跟我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是在学校旁的一家奶茶铺，她通过了复试，考上这里了，讲起这茬任性举动，语气轻松得很。
但我听得，心里是微微颤了一下的。
我很久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比我年长，总爱嫌我幼稚。我又是老哭鼻子的脆弱鬼，刚在一起的时候不敢太打扰他，再难过的时候，也不敢造零星半点的次，只背着他悄悄丧气。
后来我开始给别人写稿，很是遇到些挫折，比如碰上挑剔的，文章一遍一遍被退回，对方一边退一边骂，我委屈得扛不住，打电话跟他说“我好想哭”，他叹口气，很不想应的样子，好半天才讲一句：我谈了好几个月的项目都黄了，我说什么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么？
所以后来，我像偶像剧里那句让人哑然失笑的台词一样——你只要倒立，眼泪就不会流下来——用各色蹩脚的办法，试图堵住难过的倾泻。
那样的时刻，我吃力而孤独。
可是，难过是有比较级的一件事吗？并不是呀。为几个月寿命便夭折的项目难过，和为一篇真切耗费了精力却被否决的稿子难过，哪个比哪个更值得哭一场呢，你是断定不了的。
每个人都是赤拳空膊地与命运交战，在第几场动了想逃的心，第五十场还是第一百场，不必锱铢必较，要判个高下。
在你想要难过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不斜视地，接住你的难过，代替这个苛刻的世界纵容你的溃不成军，像是男生的那句“让她点吧，她已经够难过了”——是多么可贵啊。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听人讲上海白领女性，个个精致得宛如一板一眼的画报，细细勾与描，人生妩媚。像在外企工作的，上一秒接到男朋友的分手电话，下一秒还是要去卫生间补妆，换上jimmy choo的高跟鞋，出门去跟客户见面签合同。
没有伤心的时间，没有。你终究不能告诉电话那头的客户“我心情不好，被傻X渣男甩了，今天不来了，要哭到凌晨”。
虽然你真的想过这么做。
我一位朋友，考研没考上，学校结果又公布得晚，被迫在四月份开始找工作。校招都到尾声了，职位紧张得难以想象，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遍上海所有高校，面试面到头皮发麻，半个月过去，offer一份没有。
她打电话对妈妈说，“妈妈，我想哭，我太难过了”，电话那头的妈妈说，一哭起来会没完的，你可千万别哭，咬咬牙就过去了。
她在之后的五月初，工作落定，陪我涮火锅的时候，提起这事。又说，以为自己找到工作会很开心，但也没有。总觉得是当时最想哭的时候，忍住了没有哭，所以现在连笑也不必要了。
上海多数火锅温温吞吞，很难辣得爽利，怎么吃都少点尽兴滋味。
——像我们的人生里很多个被迫吞下苍蝇、咽下血泪的关口，它让之后到来的美味佳肴，都显得索然。
刚刚看见朋友发的一条朋友圈：今天真的很难过，很想哭，什么都不想做了。
但在评论区，她自己飞快地留了一句“抱歉了大家，明天删”。
看得我好心疼啊。什么时候，连大大方方的难过，都成了一种奢侈？
兴许是人越长大，越要当勤奋漂亮的螺丝钉，难过总显得“不合时宜”，因为鸡汤们随时教你振作，教你不要在别人面前难过，那样是对别人的耽搁，我们变了，我们变得连发一条“我好想哭”的朋友圈都小心翼翼，好像难过成了一种根本够不到的权利，成了橱窗里买不起的爱马仕kelly，只有闲钱兼备的人，才能拥有它。
但为什么难过要被置喙、被收回、被认为“低级”呢，我多么想痛痛快快地，四仰八叉地，难过一场啊。
是，成年人不能难过，也不需要难过，想在名利场举着红酒杯笑，就别因为芝麻大的事儿就哭，就转身，在出人头地面前，难过是何其渺小，小到像一颗衣领上的灰尘，掸一掸，掸掉它，别让你的闪亮登场，惊现瑕疵了。
可谁都曾年少过，谁都曾大惊小怪过，像十七八岁会把差劲的心情写成十几条朋友圈，恨不能全世界都递纸巾给你，这是真实的，不是我们的表演，“难过”不低级，它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每一个你觉得想要失声大哭的时刻，后来看上去矫作得要命，但在当时，它就是天降阴霾，就是狂风骤雨，就是突兀的，凶猛的深海炸弹一枚，谁都听不见你的那声轰隆作响，谁也不信平静的水面下有过那声轰隆作响。
但那颗炸弹，是真的被投下去过。
在它炸开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个人站在我身旁说一句——“你怎么了？想哭就哭出来，别怕”。
哪怕是一句，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