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创作向来很夸张，三分感伤常常放大成七分，淡淡的忧伤每每渲染成浓烈的颓丧，长吁短叹，哭天号地。其中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作，大概就是他在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了。
这部小说集使郁达夫突然“声名大噪”，这种连作家自己也感到惊奇的看似偶然的成功，其实仔细分析，便可以从时代语境里寻找原因。当时社会思想与政治的剧烈变革，渴望着“新奇”文学的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能容纳多元思想和伤感、“畸形”的艺术。我认为，即使没有郁达夫，五四的青年们也会热爱别的替他们倾泻苦闷的作家。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却是郁达夫呢？究竟是时代选择了郁达夫，还是郁达夫选择了这个时代？我觉得，这和郁达夫的特殊的主观条件有关系。
在创作之前，郁达夫有着典型的现代作家的经历：出身于江南破落乡绅家庭，家境日下，仅供温饱；从小接受古典文化的教育，进学堂后又接触到了西方思想文化；一方面，被束缚在旧式婚姻的牢笼里，一方面，又有机会出国留学，特别是六日的生活环境更给了他广阔的文学空间。弱国子民的地位，发展了他的忧郁气质——这也许便是《沉沦》的情感准备。维新以后的日本的社会空气，使他特别容易从反礼教的意义上去接受西方学说——这是思想准备。他早年及留日时期的旧体诗写作，已经被人赞誉为“行家”或“方家”——这也许是《沉沦》的艺术准备。正因为他已经在诗里锻造了性情，锤炼了文思，润试了语言，所以在小说领域初次试笔时，便连茅盾也称他是“惊才绝艳”。（茅盾《读<倪焕之>》）
可以说，是时代需要和个人条件的汇合，才使诗人成为小说家，使郁达夫成为仅次于鲁迅的一代文学巨匠。而当我细细分析《沉沦》对郁达夫本人、对当时的文学界的社会意义时，又得到了这样一些感触。
《沉沦》几乎标志着郁达夫一个时期的风格的确立。那就是自我咏叹、感伤郁闷也不失清新。三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年龄、经历不尽相同，思想、行为也略有差异，但他们的性格、心理、感情方式，却极其相似，连贯一体，不仅是同一种感伤青年的类型，而且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典型，这个人物一露面，就显得懦弱、多情；他不甘沉沦，拼命挣扎，诗一般梦一般的欲望每每破灭；他想洁身自好而又苦于情欲，他在探索理想又耽于伤感；绝望之余，他只能自杀，或者在病中呻吟……这好像是郁达夫在小说里直接出场，同时，实际上又超越了他自己。作家、虚拟作者、叙事主人公三者被有意无意的混淆着。这样的打破叙述常规的创作方式，让我不禁想起了当代诺奖获得者莫言，尤其是他的《生死疲劳》，里面的多重叙事人称的转换与此有些类似，不知是不是莫言有所借鉴，不过这只是笔者的一些猜测罢了，还请各位笑看不咎。
综上便是笔者对郁达夫的一些片面了解，由是观之，《沉沦》既是时代选择了郁达夫，又是郁达夫选择了这个时代。他注定是为那个时代而生，为五四青年苦吟怒吼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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