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关系是我一直关注的话题。拜读汪高鑫先生的《中国经史关系史》（黄山书社，2017年4月）悲欣交集。

书中盘点了我国历代儒家经学大师和史学大师的生平，著作， 学术观点，部分给出了点评。但是知识完备广博有余，深度还是不够，特别是作者原创的观点不多，当然，这可能也并非此书的目的。有些点评可能是有争议的，作者也在后记里说了，可能是一家之言。从经史关系的历史总结角度，此书实属上乘之作。

从汉开始独尊儒术，史附于经，代表作品班固《汉书》，而司马迁的《史记》因其对道家思想的推崇，而被批为“先黄老而后六经”；到魏晋南北朝经学玄化，造成经学和史学的两极发展，经史分立已成定局，贱经尚道和崇经征圣，前者代表作品刘义庆《世说新语》，后者代表作品刘勰《文心雕龙》；

唐代的佛道对儒都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从前期的经学统一，代表作品孔颖达《五经正义》，颜师古作五经定本，对注疏都作了官方规定。《周易》主王弼注，《尚书》用孔传，《诗经》《礼记》用郑玄，《春秋》用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这个时期修了八部正史，修史目的很明确"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应该说基本还是符合五经的；统一规定后利于经学传播，但也会流于教条和僵化，再加上佛道影响，后期就出现了疑古惑经，学生们只读五经正义，但不再深究经典原意，醉心诗文创作，逐渐很多不满经文或者注疏，代表作品刘知幾 《史通》，其中《疑古》《惑经》两篇都提出了很多不符经文的观点，比如尧舜禅让等，开以史疑经先河，但其论经史关系时说“经犹日也，史犹星也。” 与六经相比，《史记》《汉书》都显得黯然无关，但时间推移，六经越来越远，为了六经的阐发，这样的史书就展示价值了。犹如到了夜晚，群星闪耀，可见作者还是非常推崇六经的。但史学的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了。

宋理学兴起，面临儒学危机，进一步排佛斥道，但却吸收了佛道的先进思想，对唐以来的经学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改良。朱熹等大儒，力挽狂澜重振儒学。（详见拙文 从宋明理学理解中庸和 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所以这时期的史学更加有义理化倾向。代表作司马光《资治通鉴》。历史作品需要兼顾考虑史实考据和义理善恶已经达成共识。经史并重。

明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明初内忧外患，政治上需要加强控制，包含官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260卷作为官方考试教材，强推理学，大兴文字狱；经史关系经历了史从经，代表作《明实录》。理学中要求先经后史，但史说不可不读。但官方的强推和具体教条化执行，对史学独立性客观性自由性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与唐代情况类似，明中晚期对这个不合理进行了反弹。陆王心学开始兴起，展开对理学的论战。官方控制能力也减弱，史学家也摆脱了束缚。但也不免矫枉过正，王阳明就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这个观点一开始是为心学服务，用来打击理学的史观。但后期被无限夸大，史家逐渐开始完全背离经传发挥了。代表作狂人李贽《藏书》，被后世称为异端史学。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者坚守程朱理学，继续改良和发扬，也更加重史。阳明心学在后期传承和理解上，也逐渐表现出种种弱点，如“废实学，崇空疏”。心学也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后期的右派已经走上朱王融合之路。

清的情况暂不详写了，我认为这是作者发力最多的地方。一言蔽之，在经历的几千年经史轻重贱贵往复后，经史并重是清代大儒们的共识和总结。判断一本历史类书籍优和劣当以此为标准，义理和史实缺一不可（参见拙文 克与杀 春秋公羊传）。

该书优点多多，基本理清的中国经史关系史，除了编年式的介绍外，还重点介绍了今古文之变，公羊说，易学史，经史之外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等。缺点是对于具体的问题点到即止或未有定论，比如禅让制真伪，左传公羊优劣，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请读者自行破解吧。

最后，引用船山先生一段话，可以作为对一些毫无义理感和过分娱乐化商业化，远离传承经学旨趣的历史书籍的批判。“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

（2018年第8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