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是为明朝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1
在我还没毕业时，我曾拜读过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还不甚了解，时隔余月，当我查阅资料弄明白何为大历史观后，再次阅读《万历十五年》时，不得不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点赞。
所谓大历史观，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即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作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也就是依据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的认识方法。
其基本特点是：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的判断。
再说回到《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为历史横切面，用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文人李贽的不同人物的个人经历为模板，从制度、文化、道德、军事等方面来剖析明王朝病入膏肓的时代现状，通过他们来映照出明王朝最后的历史余晖。
带着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来看万历十五年的话，大明帝国其实早在那一年就已经走到了它的发展尽头。事实上，的确如此，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个人经历，不过是在证明任何人在传统制度的禁锢下都无法改变这种历史趋势，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让我们更好地去看待这种历史的局限与必然。
2
万历皇帝朱翊钧：封建制度下的直接受害者
明朝皇帝中，除了开国帝王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以及吊死在煤山上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外，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明朝帝王，其长达几十年的怠政，被世人认为是明王朝灭亡的首席罪证。事实上，万历只是明朝臃肿制度的背锅者，当然，他长达几十年的怠政行为也是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不可忽视的内因。
在万历十五年当中，黄仁宇笔下的朱翊钧很惨，这种惨不是他的权利被架空，而是他当上皇帝后并没有理解到皇权给他自己带来影响，以致于在他在位的后期，出现了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理政的荒诞行为。
登基成为皇帝，给朱翊钧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要他泯灭掉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受制于封建道德体系和儒家文官系统的精神象征。事实上，这是很难的。在明清时期，哲学化的儒家理学文化，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社会阶级都符合儒家道德标准来为人处事，而在固化的礼仪和道德标准下，皇帝仅仅只是一个象征着权力的精神符号，他的所做的一切必须要符合封建礼仪和道德标准。
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只得不停奔波于各种仪式中，在第一章中黄仁宇就用了大量的笔墨来铺垫封建礼仪队万历的早年影响。九岁即位的万历自懂事起就不停的奔波于各种极具象征性的仪式之中，这对一个具有自己思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如果仅仅是这些表面的仪式倒也还好，但可怕的是当万历渐渐长大，他发现这些普通的仪式都只是浮在表面的枷锁，真正让他感到无可适从的是整个文官体系和他的对抗。
作为庞大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文人官僚们心中所要求的标准，这种标准的解释权不在他手上，而在于他手下的那些文官们。皇帝和官员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是不能存在自己的个性的，因为一旦存在就会被整个文官体系所职责为逾越道德规范，非明君之所为。
比如在朱翊钧十岁时，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有一次他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赏赐给朝中大学士后，就因为被首辅张居正的“劝进”而放弃；他想册封自己的妃子，但因为得不到文官们而不得不作罢；还有明史中著名的“国本之争”，万历本想册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甚至不惜逼退四位首辅，但最终却还是不得不屈服于整个文官体系的口水仗之中。
这种种事件，逐渐让他意识到正面与整个文官体系交锋是得不到什么便宜的，所以他开始心灰意冷，采取软对抗的方式来迂回对抗他们，这种极具报复心理的行为导致了整个明朝权利的领导者由皇帝转变成了整个文官集团。
在万历不理政事的那些年，整个明朝的统治机构并没有停工，而是一切如常，科举照常举行，甚至历史上有名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都以大胜告终，这让我必须承认明朝文官运转体系的强大。
当万历意识到自己的个性逐步被抹杀后，又遭遇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对抗后，他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力不从心了，他不是没有想过当一个好皇帝，在第二章还是第三章中申时行回忆早年的万历时，朱翊钧的励精图治都在证明万历早期是想做一个复兴大明的明君的，但在传统官僚体系的桎梏下他觉得实在是太累了，干脆直接放弃，什么也不做。
3
申时行：中庸之道的最佳践行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申时行这个人是一个低调的人。在读万历十五年之前，我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诸如明代有名的首辅诸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我都略有耳闻，但真的没有听说过申时行，当然，这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言归正传，之所以把申时行看做是中庸之道的最佳践行者，是他不同于张居正，申时行明白过刚易折的道理，毕竟张居正死后的境遇是他亲眼所目睹的，所以他主政时大多采用折中调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而且他所处的环境也颇为尴尬，当时万历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崩塌的时候，早年万历所依赖的张居正、冯保被清洗，而他们是早年辅助自己的功臣，被万历本人所信赖的，但他们却是一个“奸臣”，那么万历只能相信自己，所以在万历执政的中期他很固执己见，甚至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闹翻。
而处在这种环境下的申时行只能用中庸之法来调节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作为首辅的申时行是百官之首，他需要让皇帝发出文官集团的心声，另一方面，他也是皇帝的老师，颇受信赖，故也得站在万历的角度来衡量问题。
申时行也想帮助万历开创一个“万历中兴”的历史盛举，但这个两边都不想得罪的中庸之道无疑是不适合那个时候的大明王朝的。但必须承认的是，申时行本人并非是一个毫无政绩的老好人。他妥善处置御林军事件，派遣潘季驯治理黄河水患，低调处理中蒙边境危机都在证明着这位张居正之后的首辅大人并非尸位素餐之辈。
4
海瑞：封建法理的完美执行者
海瑞是传统知识分子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严于律己，也有这传统读书人的责任意识，但事实上他只能让自己完全符合于封建社会的法律与道德。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中，他是一个清官，大公无私，敢骂皇帝、敢扣总督儿子，赶走朝廷中贪婪的御史，这些都在证明他是个清官，是封建社会下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但他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社会，这无疑是不现实的。
5
戚继光：文官体系下的另类投机者
作为整个大明王朝最为著名的将军，且没有之一的戚继光，是万历年间乃至是整个大明王朝最为杰出的武将。戚继光是明朝羸弱武官体系中的另类，他的抗倭的历史功绩被历史所铭记，成为了大明王朝最为耀眼的将星。
据历史记载戚继光在明朝的官职是少保（从一品），在明朝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的官职，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是他们的副职，也从一品。明朝最大的官职也不过是正一品，由此可见，戚继光在当时的成功。
但实际上他的成功是取决于传统的文官系统的，甚至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张居正，倘若没有谭纶和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的新式军队早就在萌芽之中被掐死了，戚继光本人也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他与张居正同仇敌忾，送礼，攀交情，甚至在其丧父返乡时还出动了一支火枪队来保证首辅大人的安全，两者亲密的关系，自然会引起反对张居正者的注目。
所以，在张居正倒台后，戚继光首当其冲的遭到了政治迫害，被迫下台，最终病死家乡。放到现在来看，戚继光是一个超前的军事变革者，他著书创阵，为松散不堪的明朝军队做出了新的改变，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用当时的文官眼光来看，戚继光的军队不是国家的，而是他个人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一旦他丧失文官集团领头者的支持，下场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6
看了两遍万历十五年，因为才疏学浅，实在搞不懂李贽这个人，所以索性不谈。但李贽的下场和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是一样的，都是极具悲剧色彩的。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曾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余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我想，这应该是大历史观的真正魅力所在吧，以极细微的角度去看待大的历史方向，以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的判断。当每个人都只是制度上的小齿轮，都只是按部就班的转动着，那么机器的生锈自然也成了必然，所以，说明之亡，始于万历年间是不冤枉的，毕竟国家运转的机器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生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