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城的医院做了第二次气管镜，父亲的肺癌确诊了，庆幸的是，还在中期，没有扩散。医生已经开始制定化疗方案，有AB两种可选。妹妹一连几个电话打过来，跟我商量该用哪一个。我是老大，我一下子感觉责任重大。我不敢擅做决定，又找老公商量，我们三个最后商量定了A方案。
挂上了化疗袋，父亲还以为自己只是得了肺炎。我和妹妹都不忍心也不敢告诉他。看着打着化疗的父亲，跟病房的其他病友谈笑风生，高兴自己只是得了一场小病。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一直瞒下去，还是如实告知？
拿不定主意的我和妹妹就去问医生，问了两个医生，得到两种答案。A医生说：“可以告诉病人。”B医生说：“告诉病人恐怕会影响病人心情，对治疗不宜。”还是选择题。
父亲住的是个六人的大病房，公开表示得了肺癌的只有父亲左边床位的12号。是个老头，八十二岁了，当时在做化疗。四个女儿两个一拨，轮流照顾。他一个女儿说：“原本在我们县医院做化疗的，他知道了病情后，坚决要来省城，说省城治的更好。反正我爸有退休金，报销比例也很高，就依着他了。到现在看病没花过我们一分钱。”老人躺在病床上，神态安详，气色也算红润，白发虽然稀疏，却没有掉光。一点不像传说中的癌症病人。
父亲斜对面的床位9号是个五十岁的国家干部，单位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当地医院做气管镜两次也没能确诊病情，就来到省城医院，跟父亲一前一后又做的气管镜，父亲很快确诊，他却需要做第四次。气管镜是一种很遭罪的检查，要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插入肺部，提取里面的病灶，来确认是不是有癌细胞。9号的妻子在医院陪着他，我不知道他对病情知道多少，他少言寡语，但总是神情自若，好像在等待着是无罪释放还是判了死缓。
父亲右边床位14号是个乍一看像五六十岁，其实只有四十五岁的女人，气色暗黑，一脸浮肿，不带氧气管就呼吸困难，总让人担心有了上气，就没了下气。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的丈夫在她面前跟大家说，是得了严重的肺气肿。他们来自农村，我在走廊，看到那个丈夫一脸愁容的打电话：“医院又让交钱，这几天已经花七万多了……”
医生们每天上午来查房，我注意到，到了父亲这儿，他们说到敏感字眼，就用英语或术语，让病人听不懂。我因为到互联网上临阵磨了几次枪，偶尔能听懂几个词。确诊肺癌后，有个大夫还好心的对我父亲说：“你这病好治，挂几次水就好了。”跟我们家属谈论病情更是背着病人，不是在走廊就是医生的办公室。
以前看电视剧常会出现的场景，就这样真实的发生在了我的生活中。医生支开病人，留下家属，一脸严肃的说：“是癌症，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妹妹开始坚决反对告诉父亲病情真相，她怕他接受不了，都说癌症病人一多半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可我觉的父亲没这么胆小，他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而且很独裁，大事小事都得他说了算，母亲因为一直听他的，到现在变得没有一点主见。
一个做主一辈子的人，如今大病临头，为什么要剥夺他为自己做主的权力？我主张告诉父亲病情真相，其实父亲对我和妹妹的鬼鬼祟祟早有察觉，疑虑心加重。但我一直开不了口。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赶到医院时，看到14号病床前站了一圈人，是病人的姐姐妹妹还有十几岁的小女儿，她们连夜赶来，都在抹着眼泪抽泣。14号还在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听病房的人说，已经叫唤一夜了，这会估计是没有力气了，声音小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病危的病人，她严重的肾衰竭，几次挣扎着说要小便，却尿不出一滴。她的声音变得怪异，含糊不清，她丈夫都要辨认几次，才能听懂。
她痛苦的断断续续的不死心的说着：“也没查出来得了什么病，怎么就是查不出来得了什么病？”
下午14号坐救护车转去了她家当地的县医院，人快不行了，家里人也实在支付不起省城医院的高昂医疗费了。同病房有家属帮着他们拿行李，回来后说：“她家人说，她是得的肺癌。”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回住处的，只有二十分钟不到的路，我走了一个小时。让我心乱如麻的除了我亲眼见到了疾病的可怕，还有那个可怜的女人，临死前竟然还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决定告诉父亲了，对自己身体最负责的人还是本人，人都怕死，但人也都惜命，我相信父亲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抗病魔。
我尽量轻描淡写，把病情说的不那么严重。父亲听完很平静，沉默半天不语。妹妹当时坐在他的床头，她忽然站起来，拉我去走廊，“姐，我感觉床在颤动。”
化疗结束，出院回家后，父亲对我们母女三人大发了一顿脾气，埋怨我们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告诉他实情。然后他坚决不住原来的医院，自己跑到省肿瘤医院复诊。父亲的理由很充分，之前那家是综合医院，治肿瘤还要去肿瘤医院。
住进省肿瘤医院第一天，医生就重新给父亲调整了化疗方案，说之前的A方案不是效果最好的，价格却还要贵一些。妹妹恍然大悟说：“怪不得当时医生使劲给我推荐这个方案。”
现在遇到关键的检查和治疗，需要做决策时，已经用不到我这个老大了，父亲自己就能做决定。父亲知晓了病情，没有被吓倒，心理状态反而越来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