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集：鸦片战争

公元1840年四月七日星期二，英国伦敦春天里普通的一天，在英国下议院，一场异常激烈的辩论刚刚拉开序幕。在场的四百多位下议院议员都加入了论战之中，这样的辩论足足进行了三天，但是让他们激烈争论的不是英国的法案和政令，而是攸关万里之外另一个国家国运的决策。辩论焦点只有一个，英国政府到底该不该籍鸦片之名，对遥远的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议员当中，被后世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托马斯斯当东备受瞩目，他极力鼓动用战争取代对中国的外交谈判，这一主张来自其几十年来怼中国情况的广泛了解和切身体验。

十二岁时，斯当东曾跟随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作为使团中年龄最小和唯一会讲中文的成员，受到乾隆的青睐，得到一个皇帝亲手赠送的荷包。随马嘎尔尼出使是斯当东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开始，对中英两国来说，这更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事件，它是东方的首席代表中国和西方的新锐代表英国，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具分量的大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令无数曾对中国魂牵梦绕的欧洲人改变他们对这个东方古国的印象的转折点。

这里曾是避暑山庄的詹泊敬诚殿，公元1793年9月24日，乾隆皇帝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并在此接见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一行，马嘎尔尼访华的名头是庆祝乾隆皇帝大寿，但根据国务大臣邓达斯的训令，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是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在中国销售及其印度领地的产品。为此，英国人做足了准备，光礼物就带了六百多箱，包括全欧洲最精美的天体运行仪，标有各国国土、首都和航海线路的地球仪，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模型，以及榴弹炮等武器。他们确信这些代表欧洲先进科技的礼物，一定能使中国人印象深刻，让皇帝眼花缭乱。使团上下对完成使命信心十足，尤其是马嘎尔尼，这位颇有名望的贵族，曾出任驻俄公使，外交经验丰富。当船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旅程，临近目的地，他注视着阳光下的海岸感叹-我感到了希望。可是在前方，等待这些满怀希望的来客的究竟是什么呢。

鱼宏亮：让马嘎尔尼不能接受的是他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君臣之礼，而他只肯单膝跪地或者行吻手之礼，中英双方官员为这个问题僵持不下，在这个礼仪的背后，隐藏着中英双方难以逾越的认识上的鸿沟，英国试图通过贸易手段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则把使节来访当作纳贡称臣。

当马嘎尔尼终于获准觐见乾隆皇帝，他失望的发现，他们精心挑选的礼物，在大清皇帝眼里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他们提出的增设贸易口岸，固定关税等贸易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上，豪迈的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沮丧之余，马嘎尔尼仍想方设法做了各种努力，例如请大臣福康安，观赏英国卫队演练欧洲新式火器，他以为这位备受乾隆喜爱的将军，会对此大感兴趣，或许能帮忙美言几句。结果福康安冷淡的回答，看也行，不看也行，想来没有什么稀罕。

此次通过外交打开中国市场的尝试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精疲力尽的马嘎尔尼在清廷的反复催促下坐船返航，但他没有空手而归，离华前，使团用了三个多月由北京南下，沿途观测中国内地形势，跟各地的军事设施、水陆交通，重新审视这个貌似强大的古老帝国。眼光敏锐的马嘎尔尼在日记本中写下了他的判断，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到在地。他不发自豪的写道，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嘎尔尼相对客观地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的国际观，以及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抱持的心态。

鱼宏亮：清朝以一个游牧民族为主要特色的政治体制，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文化过程当中，主要是学习明朝，学习儒家文化的国家治理思想，这也使得它同时接受了传统中国王朝，认为中国就是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清朝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并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们，从而在双方的地位、关系的认知方面产生巨大差异。

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清王朝开始奉行彻底地闭关锁国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其它港口停止对外贸易，这道圣旨后来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颁布闭关措施的直接原因，是怕西方商船北上，洋人深入内地，会支持沿海地区已经存在的反清情绪，内外勾结，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与世隔绝。清廷和士大夫们自满于帝国的强大、闭目塞听，对世界局势变化一无所知。

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下令撰修的清朝第二部《大清一统志》完成，其中，关于欧洲的记述基本沿用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说法，认为欧洲大国是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提都没提英国的名字。就在这一年，英国发明家瓦特已经取得他在改进蒸汽机过程中的第四项专利，亚当斯密赞颂自由贸易的杰作—《国富论》已经在英国出版了十八年，并被无数次销售一空。英国的上空响彻着机器的轰鸣声，与弥漫着新时代降临伴有的新鲜气味。公元1764年，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能一次将棉花纺成多跟棉线的珍妮纺纱机。公元1774年，经瓦特大力改良后的蒸汽机投入生产，公元1819年，史蒂芬森发明了旅行者号蒸汽机车，因为前进时烟囱不断冒火，它被称为火车。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英国领先世界各国进入工业革命，并在这场革命的滚滚浪潮中，从一个农业岛国崛起为工业强国。到182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

马勇：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主导是西班牙和荷兰，但是英国崛起的原因是工业革命，新的产能蒸汽机这种技术的发现，那么发现之后国内的产能迅速饱和，欧洲市场也饱和，因此他面临产能输出的过程，我们要注意到就在16世纪，人类又面临一个大转折，航海的发现，指南针的应用，这一系列发现使东方和西方的距离拉近了，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西方眼里面很早就知道中国，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就成为一个没有被工业化开发的地区，当然成为英国资本家的首选。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衣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能忙上几十年，只要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们一厢情愿的畅想。拥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数之不尽的人口，在英国商人眼中，再没有比中国更加人兴奋的国家了，而且这里还出产迷人的茶叶。茶叶最早由荷兰人从中国运到欧洲，当这种散发芳香的绿色叶片来到英国，他很快就迷住了英国人，甚至改变了他们对酒精的依赖和日常生活习惯。17世纪早期，一份英国人的早餐主要由冷肉、鱼和啤酒组成，茶叶普及后，面包、土司和一杯茶成为最常见组合，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收取高达百分之一百的关税，使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拿英国机器产品换取中国的茶叶，英国人是这么盘算的，令他们头疼的是，中国人什么都不想要。

马勇：因为在西方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就是士农工商，这四个阶级使这个社会很稳定，但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工人、农民很稳定，他稳定就是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那么这样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出去，英国是他的工业品进来，那么在这种状态，中国就没有办法接纳西方的工业品，因此当时中国面对解决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提升中国士农这两个阶级的消费能力，能不能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能不能刺激他的消费的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那当然社会就不可能接纳更多的工业品了。

中国就像一个吸收白银的黑洞，从公元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高达两千六百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有九百万英镑，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时常载着极少的货物，和90%甚至高达98%的金银，到18世纪末，他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凑到足够的钱运往广州换取茶叶，中英贸易里，中国占有严重的顺差。令英国人愤怒的是中国人不仅不打算回报他们对茶叶的热爱，甚至根本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这里是广州十三行路，今天十三行已经是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中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被批发出去的，早上五点钟，街头的人流已经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此起披伏，这种繁忙景象，丝毫不逊于两百多年以前。闭关锁国时期，清政府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授权了一批商行，负责与洋人的所有买卖，这就是十三行，清代一段竹枝词描述了十三行当时的辉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洋商并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接触，只能把货物卖给十三行的行商，也只能通过行商来采办自己所需要的货物。

鱼宏亮：除了经商，行商们有时还要兼任非正式的、外交官的职能，负责把天朝的规矩告知洋人，因为根据规定，洋商不能直接接触中国官员，表面上看是因为这些官员不屑与蛮夷往来，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各级代理人牢牢地把持着中外贸易中最丰厚的礼金和回扣。

十三行画卷上的这座临江建筑，是粤海关盘查衙门，旗杆上高悬着写有钦命粤海关盘查的旗子，衙门口的门柱上分别挂着禁止走私和盘查字样的牌子。公元1689年，第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广州，被要求缴纳近两千五百两的管理费，经过讨价还价，这笔费用打了五折，降到一千二百两，条件是付给粤海关监督三百两的感谢费。

鱼宏亮：无论是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还是从事对话贸易的商人，都难以容忍这种局面，他们决定采取一切手段，在官方谈判暂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利用清政府的管理漏洞来打破这种僵局。

如果中国人没有需求，那就为他们创造一个，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最早产于希腊，公元7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入中国，明代以前仅被作为药物使用，罂粟花结果后的汁液经过熬制，可以制成一种毒品-鸦片。明代后期，熬制鸦片作为烟来吸食的方法从外洋传入中国，大清皇帝们对这种外来玩意的警惕由来已久。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清朝第一道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诏令，公元1796年，他的孙子嘉庆皇帝在即位当年，又下令禁止进口鸦片，这些禁令是否起到了作用呢。作为应对，垄断印度鸦片种植和出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直接出面向中国出售这种商品，它的做法是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提高产量，设立加工厂，用心研究怎样让出产的鸦片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然后向一定数量的英国散商颁发特许执照，把鸦片批发给他们，再由他们走私到广州去。

马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英国的内部它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力，所有的英国商人都能做了，大家都是围着利润去奔跑的，这也是在后来短短的时间里面，使鸦片泛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无数装满鸦片的商船如过江之鲫，云集在广州附近的洋面，这是鸦片商人们的盛大交易会。以广州为中心，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一箱箱鸦片被搬进船舱，长驱直入整个中国，就像无数英国人爱上喝中国出产的茶，上百万中国人染上吸英国制造的鸦片的习惯。地主、商人、士兵、官宦，甚至和尚道士、妓女乞丐都拿起了细长的烟枪，广东和福建的烟馆多得像英国的酒馆，英国人再也不愁没钱买茶叶了，贸易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一端不断地倾斜。

公元1800年到1839年四十年间，由于鸦片走私外流的白银高达六亿两，平均每年流失白银一千五百万两。而在公元1821年，道光皇帝即位之初，大清国库里的白银统共也不过有二千万两，白银大量外流的结果是银价的高涨和国内经济的动荡。除了影响社会经济因素，鸦片也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道光十二年，即公元1832年，广东连州的瑶民发动起义，两广总督李鸿宾带兵镇压，结果伤亡惨重，户部尚书禧恩奉命赶来协助，回来上奏朝廷，李鸿宾剿匪不力，是因为广东士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道光皇帝闻之震怒，围绕日益泛滥的鸦片，大清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持久论战。公元1836年5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称禁烟法令毫无效果，不过沦为官吏受贿的借口，而吸烟者虽多，却多是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他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政府对其征税，以货易禁，禁止使用白银交易，允许内地种植罂粟，抵消进口数量。弛禁的观点无视鸦片贸易对国家体制和百姓的危害，实质上是为了逃避禁烟责任，维护长期从中获取货贿的部分广东官员和商人集团的利益。

公元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危以培国本折，提出以重刑严惩吸食鸦片的人，一年内无法戒绝吸食就定为死罪，朝廷上下为之震动，支持严禁的奏折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个人的奏章深深触动了道光皇帝，那就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林则徐厉声警告，如果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国将没有能抵御敌人的士兵，国库也没有能充当军饷的银两，最终令道光皇帝下定决心，实施禁烟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公元1838年10月，东直门外的灵官庙，正在为主持广真尼姑做寿，有御史举报，广真多年来时常招揽妓女，来庙里唱曲赌博，引诱官员寻欢作乐，官兵赶来查抄，竟然抓到庄亲王跟辅国公在此吸食鸦片，这件事被当时的好事者编成名为灵官庙的曲子四处传唱。鸦片的危害已蔓延到皇室，道光皇帝盛怒之下迅速将庄亲王和辅国公革职，对提出弛禁的许乃济降职，让支持严禁的林则徐进京，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就此开始。

公元1839年1月8日中午，钦差大臣林则徐焚香九拜，从正阳门出彰仪门，由北京启程南下，于三月十日抵达广州，入住越华书院，三月十八日，他在书院召集十三行行商，命令他们说服外国商贩，三天内上缴所有鸦片，出具永不携带的保证书，并对持观望态度的鸦片商人宣称，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拒不合作的外国商人被林则徐软禁在广州商馆中，针对林则徐的举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做出了一系列回应。这个一直反对英国对华走私鸦片的海军上将，在未来那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马勇：义律是英国政府任命的大中华区的商务代表，对华贸易代表，因此英国商人必须接受他的管辖，但是英国商人又面对的是，就是中国现在，林则徐要求商人都要交鸦片，那么商人如果交给中国，那当然是纯粹的一个商业贸易事件，不构成一个国家关系。鸦片战争这件事情上，义律确实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国成为了英国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判断决定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因此这时候讲谴责义律，谴责英国的侵略者，那当然百分之百是正当的。

公元1839年5月，林则徐已经收缴烟枪四万多杆，鸦片两万多箱，道光皇帝下令将鸦片就地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走私，但是无论林则徐还是道光皇帝，都没有预见英国政府的反应，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人已经落入了使他们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当英国政府得知广州禁烟的情况，外相巴麦尊勃然大怒，狂妄的放言，对付中国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走他一顿，然后再做解释。

公元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在巴麦尊主导下，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反对党托利党就这一决议向议会提交了弹劾议案，在三天的辩论之后，投票开始，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最终，英国下院以九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决议。英国战舰排除了他们在国内遇到的异议，来势汹汹地集结于广东海面，一场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战争迫在眉睫。在广州预想到英国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则徐，已调集清朝水师，雇佣民船，以洋炮巩固了虎门炮台，做了各种迎战准备，可是出乎林则徐意料的是，英国舰队只是封锁了珠江口，并没有进攻，而是转而北上了。林则徐并不知道封锁珠江口，只是英军整个军事战略的第一步。

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军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然深水港的自然条件，在贸易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得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势态的严重。公元1840年7月5日，对于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两点三十分，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九分钟，只用了九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一面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败局，一面是作为定海父母官的守土之责，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

徐平：定海失守，当时英国舰炮仅用了九分钟，就全部摧毁清军所有的海防设施，这里就体现出了当时中英两军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当时清朝的大炮，炮管由于是铸造的比较粗糙，而英军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它利用先进的技术，这个生产出来的炮管，明显比铸造的炮管更加均匀，对称和光洁，这些特点就提高了火炮的精确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上的差距，才使得英国战舰在清军岸炮的射程之外，就可以猛烈准确地摧毁了清军所有的防御设施。

占领定海后，英军继续北上，八月十一日，抵达天津附近的白河口，直逼京师，英军的第三个战略目标就是北上抵达北京，用武力震慑清政府。这次他们又如愿了，英国兵舰陈兵天津白河口，震动了北京皇城的太和殿，朝廷的意愿是将中外的冲突解决在遥远的广州，绝不允许他们威胁到北京。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接替他走到历史前台的是时任直隶总督琦善，他代表政府接下了巴麦尊写来的信函。在白河口亲眼见识到英国的炮舰后，琦善深受震撼，向皇帝汇报英国的汽船，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中国用的炮，却还是前名留下来的东西，无力对抗并非良策，他力劝英军只要南下广州，问题就能得到解决。9月15日，英军南下，琦善以一张空头支票化解了一场近在天子脚下的危机。

鱼宏亮：在广州，琦善更加坚定了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他跟义律就停战条件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月，直到公元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虎门口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他才被迫拟定了一份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洋银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内容。

这份几经周折才得以拟定的草约，没有结束战争，它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令琦善跟义律双双丢了官职，道光皇帝怒斥琦善擅自割让领土，认为他所汇报的清军军械不利，兵力不固，民情不坚都是怯懦之辞，将琦善革职抄家。远在伦敦的巴麦尊同样暴跳如雷，认为义律的要价极其不够，谈判根本没有必要，对中国只需要用大炮说话。英国政府以藐视训令撤掉了义律的职务，新的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派遣来华，道光皇帝则派出侄子奕山为靖逆大将军和钦差大臣，统帅大军清剿英军。奕山到达广州之后，对战局日益失去耐心的道光皇帝不断下旨，催他进剿。

公元1841年5月21日，清军对英国船舰发动了攻击，此战以奕山向英军求和，最终付给义律六百万元的赎城费而告终。公元1841年8月，璞鼎查抵达澳门，按照巴麦尊命令，英军主力绕开广州一路北上，十月一日定海失守，十月十日，镇海失守，十月十三日宁波失守，东南沿海，连连告急，英军一路势如破竹。是因为清军将士胆小怯战吗，公元1841年10月1日的第二次定海战役中，定海总兵葛云飞与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鹏，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率兵五千余人血战，直打到枪管和炮管不能再发射，先后壮烈殉国。这样的故事在这场战争中并不少见。然而，不管这些清军官兵如何英勇抵抗，换来的却还是一次次的战败。

徐平：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充分体现了当时中英两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不单单体现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上，也体现在军事理论与战略战术上，英国在与欧洲列强两三百年的海上争霸战和殖民地扩张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海岛争夺战，登陆战、要塞攻坚战等一系列近代战争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清王朝来说，是非常生疏的，例如，在这次战争中，英军在虎门、定海、镇海等多次登陆作战中，都采用正面用炮火狂轰，而在清军的视界之外，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法，成功地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

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国旗舰康华丽号抵达南京江面，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军舰上签订了《南京条约》，九月十五日，道光皇帝痛苦地批准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十二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批准了条约，《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包括赔偿两千一百万洋银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内容，在随后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又增加了英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等一系列内容。

公元1844年，美法两国利用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的困难局势和恐惧心理，迫使清廷先后签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在日后被不断修订和扩展，中国从此从天朝上国时代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被亦步亦趋的拖入西方列强主宰的国际秩序中，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

鱼宏亮：鸦片战争的发动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英国带来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收益，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巨额赔款，优势贸易，占领土地，司法特权等方面，所以英国璞鼎查返回国后，兴奋地宣布，我为你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讲，更为严峻的是，通过战争和谈判，列强认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质，英美等国获得的巨大收益，刺激了西方列强蜂拥而至，此时的清政府面临着群狼环伺，危机四伏的局面。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公元1845年，俄国因清政府赠送原文大藏经，回赠了各种天文、地理仪器和八百多册现代科技图书，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翻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十三年后，公元1858年，日后的中国首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来到北京任职，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认为如果早点翻译出来，一定会在保卫海疆中起到作用。也是在这一年，远在德国的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认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决斗中杯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