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漂泊异乡的人，看到桑树和梓树，不由得心生敬意。“独在异乡为异客”，真是无时无刻不敬重自己的父亲，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母亲。

古代人喜好在房舍边种上桑树和梓树，因为这些树浑身是宝，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于是“桑梓”便成为了游子乡愁午夜梦回的剪影。纵然世殊时异，父母或年迈或远逝，桑梓犹在，就宛若有了一个经久不息的念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圣人孟子很早就认识到栽树的意义。一棵大树的生长，根须探索黑暗，枝丫伸向光明，萦绕着童年的记忆，生出年轮，也生出光阴的脉络。面对生命的游荡与无常，大树却蔚然成荫，造福乡里。看到参天大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力量。

古代文人盎然别致的生活情趣绕树而生。松下围棋、柳边垂钓，把酒话桑麻，桩桩件件都是闲情雅趣。像陶渊明这样的隐者，更是爱树至深，自号“五柳先生”，狂歌柳前，忘怀得失。

今人游走在高楼广厦之间，有了高铁以后，更是秒杀李白当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经历。现在，我们中的幸运儿能够择一层楼中某一户安定疲乏的肉身，有个两室一厅、三室一厅，便已是人生之所幸。偶尔从家中阳台上极目远眺，高楼林立，小区内绿化点点，参天大树少见，人工草坪居多。总有那么一刻，当灰色的空气裹挟着粉尘向我们的鼻孔奔袭的时候，我们开始想念故土的青山绿水，想念我们正在失落的山水田园。当城市的名片浓缩成一幢幢大楼，希望故乡在城镇化的轰鸣中，仍能永葆一棵树的形象——葳蕤葱郁，勃勃生机。

笔者曾有一段种树的经历，至今想来饶有趣味。

约摸十七年前，我的老家安徽霍山县的农村兴起退耕还林的风尚。大别山北麓，多为山地，耕地、水田都是梯形修筑，土壤并不优渥，耕种起来也很不方便。我的父母经过商量，决定将离家比较远的乌家湾水田都种上白杨树。于是那年春天，我们一家人便开始了为期几周的植树活动。

早上晨光熹微时，我们就扛着白杨树苗，循着林中狭路，徒步四五里路，到乌家湾水库附近的梯田畈栽树。那时，田中积水已放干，泥土板结。父亲和母亲负责用挖锄刨坑，我和弟弟负责拿树苗、扶树苗，父亲再用挖锄一鼓作气地整土填坑，夯实土壤，一棵树就种好了。干一上午的活儿，我和弟弟也常常感到很累，毕竟那时还是上小学的年纪，周末的娱乐也就是帮父母干活。偶尔想偷工减料，无奈父母盯得紧，做事必须认真，不得马虎。现在想来，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纵然辛劳，也是趣味横生的，更不论一家人一起种一片白杨林，这仿若一场伟业。

中午，我们就在山坡的生地上休息。（“生地”是未经精耕细作的地，刀耕火种的土地。）乌家湾生地，茫茫一大片，突兀地嵌进密布的山林里。父亲、母亲用石头垒砌灶台，捡来干透的树枝燃起炊火，支上铝锅。生地边上有一条小溪，我们就地取这山泉水，用在铝锅里熬粥。翻腾的热气夹着白米粥的香气，生生勾起我们肚子里的馋虫，眼巴巴望着从家备好的下饭菜，等着粥熟的那一刻。粥熟起锅的欢喜是我长大以后对野炊最美好、最激动的记忆。

那时候，我们也在乌家湾生地上种过杉树、白杨树、松树和玉米。种树的队伍非常庞大。除了我们一家，二叔、二妈、三叔、三妈，都在生地上种树、种玉米。我和弟弟光着脚走在刀跟火种的生地上，总喜欢在中午吃饭时，跑到叔叔那边蹭饭吃，看到别家的菜有新花样，非常欢喜。

那年整个春天，植树几乎占用了所有周末的时光。我和弟弟白天上山，晚上回家写作业。母亲生怕我们在灯光下写作业对眼睛不好，还特意买了一个瓦数大的灯泡。我在灯光下写周记，一篇又一篇都是关于种树的。我隐约记得，曾在去生地的山路上，看到旁边的山上有一只野猪带着十几只小猪仔，悠然地穿越山林。它们一点儿也不认生，我们对着野猪大喊，它们也并不害怕，还是不慌不忙地摇晃着往山那头去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景象大抵都是这样，互不相忌，偶然相遇“林中朋友”，就兴奋地赶紧打个招呼，然后相忘于江湖。

父亲和母亲告诉我，白杨树生得笔直，八年、十年就能成材。我掰着手指算一算，想来那一片白杨林早已树荫成簇，可堪栋梁。只可惜现在山中草木横生，山路几乎无人问津，我也许久没有上过山了。但山林野趣，至今难忘。

后来，我在读《山海经》时，读到夸父逐日的故事，颇为感怀。“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桃林。”夸父逐日，矢志不渝，当然也有人发起新解，说夸父这个人不懂变通。然而，夸父与日逐走，饮尽江河水，终难耐其渴，死在途中。他死后，将手杖留在人间，化作千里桃林。缤纷落英，硕果累累，这俨然是一个神话英雄圆满的结局。

在这个“春风拂槛露华浓”，树木摇枝万物生的季节，手植一棵树，植一段桑梓记忆，记录我们在风雨兼程里觅得的一个圆满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