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月十一号，离我二十六岁还有一天。由于不可抗力我要搬离住了快两年的小窝。为了找到最优选项，我走了二十来家房产中介，把周围小区像过筛子一样捋了一遍。游走在挤压逼仄的旧街巷里，脑海里把自己多年租房的经历认真回忆，越发觉得钱是个好东西，自己是个不愿凑合的无产的中产阶级。

儿时跟父母租住在几户杂居的小院，位置在靠山的城乡结合部。早七点开始，在这里过夜的人们会挤进一辆辆通往城市中心的公交车，夜幕降临时，公交车又会满载着一具具疲惫的身体回到这里。公交站牌不远处，远离马路的方向上有座牌坊，上头刻着小村落的向量名头儿。由于常有施工，牌楼被灰土覆盖，石狮子在灰土掩映下失去威严，面目显得有几分可爱。所租住的宅子就在牌楼后两百米左右的地方，旁边就是这附近唯一的澡堂，所以秋冬一到，门前十分得热闹。朱红色大铁门在那个年代里大概是富庶的象征，推开门会看到一座崎岖峥嵘的假山，山下的水池里既没有池鱼也更没有碧水，只有雨水积聚又蒸发留下的青色痕迹。水池边沿上放着几盆绿色植物，他们属于一楼中户肉铺老板一家。平时对照顾植物比较上心的是这家的男主人。每天傍晚卖肉归来，把小三轮停在假山左侧，再往案板上泼几盆水稍作清洗之后，他会背着手猫着腰观察一下这几盆绿色的小生命，或是掐掐老叶，或是扶扶新枝，或是拿小号儿的水盆浇一点点水。植物得叶片，跟他整日摸索猪肉得肥厚手掌一样，都长得油光锃亮，倒也是几分生机。

厕所在假山背后院子的西南角上。朱红的木门因长年的水汽而溃败不已，接触地面的部分更是破烂不堪，剥落的漆片底下露出劣质三合板的横竖纹理。地面的黄瓷砖和便池的黄色不明不白地混在一起，墙面是同样不明不白的红色。天花板上垂头丧气地搭下来一个5瓦的灯泡，线路年久失修，有时起夜不得不打手电筒照明。靠东一侧墙上的花洒已经成了摆设，除了卖肉的一家四口人之外，院子里也没有人愿意在这臊气冲天的小屋里冲凉。

厕所东边的一户夫妻，在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男人常在店里，女人寡言少语闷声挣钱。有一个小女儿在日本渔场上做工，据说三年赚了三十万辛苦钱，为家族饭店的扩张也算是做了不少贡献。住在大院儿的两三年间，见过小女儿两三回，皮肤特别的白净，比妈妈还要沉默。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又或是，因为被抽离太久，已无法回到这样的生活。

中户再往东，还有一间小房，和二楼的东户一样，房客的流动性特别强，好像没有人会住超过两个月，除了或胖或瘦或高或矮的若干模糊身影，和偶有的几句吵闹声，并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西户的邻居，是一对二十来岁的小夫妻，男人开出租车，有时早出晚归，有时晚出早归；女人先是在附近做会计，后来怀了孕，就装上了空调，天天捂在家里不出门了。窗子和门都关得结结实实，帘子也不大敞开。有时太阳好，女人会把被褥拿出来，搭载楼梯的扶手上晒，晾出来的床单上，印着附近一个不起眼的大学的名字。记忆里女人应该是友好的，因为好像有一次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妈妈还去西邻家借来了两把椅子。

至于我家，大概是院子里视野和光线都最好的一户了。有一间厅一间卧房，卧室边上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角房，大概两平米，被当成厨房来用。客厅最东边被摆上了一张狭窄又低矮的小床，那时候住校的我每到周末就会回到这张床上，睡一觉之后吃两顿妈妈炖的土豆烧肉，或是芸豆烧肉。床的南面顶着一套舅舅家淘汰下来的橱柜，中间的格档里有一台电视，是一家人主要的娱乐设施了。我的床尾正对着卧室的门，里面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这张床高度正常，所以，爸爸不在家的话，我更愿意跟妈妈挤在这一张床上。卧室里还有一个瘦瘦高高的带镜子的橱子，同样属于舅舅家橱柜组合的一部分，由于外面塞不开，就放在了这里。靠南的墙边，冬天的时候会被放上一个烧炭的取暖炉，底下垫上两块红砖，才能正好到达烟囱的高度。租住的最后一年，隔壁澡堂从五块涨到了六块，我坚持要在家里的炉子旁，放一个大澡盆，由妈妈伺候着来洗澡。妈妈回忆起来，总说我倔强又抠门。我自己想来，对妈妈的照顾的渴望，大概要胜于对省六块钱的渴望。

后来我己经辗转去到加拿大，对着地图在网上寻找合适的两居室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室友，终于在靠近小城主街的地方找到一户合适的公寓。公寓楼红墙红瓦，在中国人看来是十分得喜庆了。不高，只有三层，第一层基本是半地下室的状态。靠马路的一户养了两只猫，下午太阳斜射过来的时候，一胖一瘦两只猫会做到玻璃前，扒拉开百叶窗的细缝儿晒夕阳。最终选定了二楼的中户，八十平米左右，开放式的厨房，客厅里的电视从来没有开过，闲的时候会跟舍友一起挤在双人沙发上盖上脚丫用ipad看综艺或是电视剧。冬天外面零下三四十度的时候，会把调温器旋到最高。又会把窗户敞一道缝儿，有几次房东来收房租，恰好看到，生气得不得了，说理解不了中国人的思维。两个小姑娘嘴巴甜，搪塞过去，最后也只能由着我们这样做。每周洗衣服的时候，要拿着脏衣篮，带着钢镚儿去一楼的洗衣间。有时候会撞到一楼的邻居，满身大麻味道从房里出来，走后面的门去外面抽烟。三楼的邻居也很有趣：两户人家，一户是一对母女，母亲职业不详，女儿先天脑子不灵光，每天早上七点半会由母亲护送着，被特殊教育学校的白色校车接走，一个月里会有一两天，在过道里哭闹或跟妈妈撕扯，有一次还差点伤及去洗衣房收衣服的我的舍友；另一户很神秘，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住家是做什么的，后来有一次偶然在脸书上看到别人转的帖子，才知道里面住了个神婆子，家里摆满了各种珠子石头和瓶瓶罐罐。快要回国的时候，这户神婆子家里居然还传出一声枪响，紧接着有个年轻的黑人被警察带走了。第二天报纸上说，这时本省五十年来的第二声枪响，但没有人员伤亡，只是一声空枪。我和室友镇定自若，每天照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偶尔有嗨了的瘾君子或醉汉对着我们吹口哨，但是在国内听过见过各种犯罪的我们俩还是相信自己有好运护体，不会出什么意外。本地人为我俩着急，经常要开车送我俩回家或者梢我们去采购粮食蔬菜，也算是住在贫民区的福利了。

再后来我回到了家乡，由熟人介绍，在二环附近租了一套新装修的两居室，本来想以此作为基地慢慢找工作。没想到简历一投出去，就在市中心找到了合适的工作。两居室还没住热乎，就在离单位步行十分钟的地方租到了一处四十来平的一楼的一居室。户型基本十个大长筒，好在有个隔断，虽然把从阳台透进来的少得可怜的光线挡住不少，但好在给了我一点私密和安全的感觉。房主是一对大善人夫妻，房子也是刚装修过，房东好心补齐了基本的设施，每次来收房租的时候还会给我带点水果，春天的话会带红富士，夏天带小个儿的富硒西瓜，说是怕大了我切开之后一个人吃不了，冬天会带香蕉。不仅每次有求必应，处理水电暖一切故障问题，还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似乎把家里所有适龄男亲属都划拉了一圈。我也是个五好房客，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床明几净，这个家在老城区里的小房，是每天加班后的我，最想回到的地方，真算是一个温馨的港湾了。

好景不算短，但也不够长。住了19个月之后，房东需要用房，所以我又要搬家了。刚巧单位不忙，我耐着性子把周围大大小小的中介问了一遍，看了几乎所有价位合适的房子。在着寸土寸金的地段里，房东们都自信自己的房子无论如何得脏乱差都可以租的出去。污秽肮脏的厨房和卫生间，就像隐藏在金玉其外的城市皮囊之下的斑，癣，和疮，直言不讳地警醒我们，不管有多少振奋人心的标语，口号和主义，写字楼里的Selina Cheung和Chelsea Leung们，还是难以有尊严的生活。你的裹在工装裙里，坐了十小时办公室椅子的扁平的屁股，回到家坐到马桶上，就会碰到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尿碱；你端星巴克三四十一杯的咖啡的细白嫩手，在家里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炊具，连一碗简单的白米粥也煮不出来；你脱下鞋袜，躺在床上，翘起脚搭在墙上，顺着脚面也许就会看到不知道谁家孩子的幼稚涂鸦。有些心直口快的中介，在看图片的时候直接就感叹--“看得糟心”。走了好多家，终于斥巨资租到合适的一家，心里却感觉很对不起这些帮我找房，又骑小电瓶车带我一趟趟看房的小中介们。毕竟和其他岗位不同，他们的所得，就在于最后成交的一瞬间，否则就是竹篮打水。租房客有租房客的烦恼，中介也有中介的操劳。总之人生里头，赚钱花钱和省钱是绕不过去的坎坎儿。

没有给自己定下多少岁之前必须怎样怎样的目标，又有种想在偌大城市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欲望。济南挤难，居大不易。月中我就要大包小包地搬到新的出租屋了，高昂的房租势必会让我在其他方面消费降级。千千万万的租客里，我是幸运的：有时候有爱，让我在贫穷挣扎里感到一丝温暖；有时候有一点点钱，可以满足即时的需求。

愿万家灯火里，永远有我的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