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来了一个故事，出自唐宋散文大家柳宗元笔下，是关于一千多年前的一个被绑架的十一岁小孩。放在现代的常见叙事中，类似飓风营救、007、碟中谍，这类我们日常消耗的娱乐故事，必然由成年人负责营救，强者拯救世界，拯救弱者。由弱者自救，一个小孩却能拥有勇气、机智，不太符合我们对小孩的预想。

小孩名叫区寄，在柳州放牛打柴，被两个强盗当作货物捕获，在买卖的过程中，区寄先是伪装恐惧，让强盗放松警惕，其中一个去市集，另一个酒醉睡榻，区寄用扔在地上的刀割断绳索，取刃杀卧床之贼。而去市集的强盗返回，大惊，要杀区寄，区寄以利相诱，这次在夜半用炉火烧断缚手的绳索，取刀手刃又一个强盗。我的转述与柳宗元神来之笔的文字相差甚远，以下是原文：

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童区寄传前有一段柳先生曰，来自史记太史公曰的传统，柳宗元写了岭南一代少数民族的民风与人口情况，概括来说，就是视人为货，儿童被父兄买卖，更有贪者，弱肉强食，以暴力使民屈服，屈以为奴，至此，岭南人口渐渐减少。有胡子的成年人也大都难逃成为僮仆的命运，故区寄的反抗事迹，让柳宗元感到惊异，并将这个从朋友那听说的小孩书写下来。

柳宗元的诗风与文风很混杂，与他坎坷的经历与百感交集的人生感受一样，写过“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种山中高士孤绝之语，也写永州八记凄清之语，也有辛辣的三戒，更有支持中央集权的封建论与批评苛政的捕蛇者说。他写的这个蛮族小孩，杀掉第二个强盗之后，大哭大喊，回复到小孩的常态，要见官，有了唯一一句言语，“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府官见到他，看上去觉得不过是年幼老实罢了。刺史想留他作小吏，不肯，还乡，强贼侧目不敢过其门。至此，十一岁小孩的记述停止了，相信很多读者觉得意犹未尽。区寄的这次遇险，没有对他生活的具体说明，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兄弟教给了他什么，他的性格，后来以何为业，是否拥有平稳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活，都没有任何线索，确实很像从朋友那听来的故事。但短短几段文字，区寄已经成为个人色彩强烈的少年英雄，勇敢、机智、通达，让人惊异，甚至给人启示。

柳宗元写的这个市井小民在文学史上是非常特别的，如果有作者关注到底层民众，那大多数情况下民众是苦辛经营，但又朝不保夕的，相当被动，等待着一个更好的官府。直到北宋以后，经济增长，文人笔下，商人增多了，个人除了科举做官外，有了其他途径，虽然评价体系还没怎么变，但好歹，似乎多了一些出路。城市的兴起，器物更加精美，当然，纵欲的文学开始出现，像区寄这样的民间英雄倒是在水浒传里来了一个集合。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关注到了，亚马逊丛林里的原住民以丛林中的采摘、狩猎为生，很少穿衣服，衣食住行可谓十分原始，但他们却有十分特别的刺青艺术，女性能在脸部画上复杂的、对称的精美图案。列维的结构主义解释是，在他调查的社会群体中，一夫多妻，男性占主导地位，所以女性用对称的图案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我想，用他的思路思考一个问题，古代的道德与法律，西方重制度与法律，东方重道德与教化，是相互替代的平衡吗？古代的文官系统，导致了文学史中的人物与历史中的人物有相当部分的重叠，拿北宋举例，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熙宁改革，历史书上一定会提到，一般文学史上也不会少了这两个人物，古代历史上不缺闪闪发亮的人物，但东西方制度的差异显而易见，哪一样东西成为了替代品呢？如果列维的结构主义可以推而广之，一个长久不变的道德体系十分也是可以看作古人与现实的平衡所在。逻辑是用一个相对来说更轻易的东西来代替更难的东西，是妥协还是改变，很现实，也很哲学。当然列维的学说有一个假设，有一些东西是人类必需的，他的西方伦理学基础让他自然而然拥有平等、自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