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1929年出生于美国一个摩门教部落。小时候学习不怎么好，当了几年兵退伍后奋发学习，之后在哈佛和康奈尔大学读过书，喜欢文学和写作，之后立志从政，但表现平平。
奈斯比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而出名，因此有人将他誉为“未来学家”。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本书所注意的是能解释这个新社会的大趋势，或者说是它粗线条的轮廓。没有人能够很具体地预测这个新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企图详细描述这个新世界，那是科学幻想小说和未来学家的预言游戏，而那种预言游戏往往是既不正确又 令人烦恼的。”与其说奈斯比特是未来学家还不如说是务实的社会学家。
《大趋势》一书是奈斯比特对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的分析与思考。特别的是，此书中的十大趋势是奈斯比特每个月阅读几千份地方报纸后，对其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纳，进而给出的判断。这种“内容分析”式读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新闻洞”带来结构问题。而现在大数据的运用似乎也更能证实这种“内容分析”的科学性
核心观点：信息改变社会
美国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此书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书中所说的十大趋势——“信息社会”、“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世界经济”、“长期思维”、“分散化”、“自主化”、“共同参与民主制”、“网络组织”、“从南到北”、“选择多样性”。简言之，就是信息时代带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变化。
十大趋势
信息社会始于1956年和1957年，信息业超过60%、服务业在12%左右，我们从信息业在所有工种中所占的比就可以知道信息社会的带来。丹尼尔•贝尔首先提出，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战略资源已是信息。它不是唯一的资源，却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说新的权力来源不是少数人手里的金钱，而是大多数人手里的信息。
在信息社会中有五个重要的表现：信息社会是真正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通讯和计算机技术将缩短信息的流动速度，加速这种变化；新的信息技术将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任务，然后逐渐产生新的活动、新方法和新产品；在这个文字密集的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但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在制造出日益低劣的产品；新信息时代的技术并非绝对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后果。
但是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高情感和高技术的问题。高情感是一种相聚在一起的需要，就像计算机购物永远无法取代偶然发现稀奇物品的乐趣和存心采购令人感到惊讶物品的情感。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也暗示了信息决定论的隐患，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技术决定论同时还会造成高情感的个人责任的丢失，从而危害社会。
信息时代还带来了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转变。第三世界在工业生产上形成的新能力乃是大势所趋，第三世界开始承担世界大部份的工业任务。协作生产成为一种全新的全球模式，全球经济与全球投资发展迅速，商业逐渐取代政治的地位。这种以贸易的方式作为的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和平。
面对这种变化，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各个产业都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比如银行开始发展电子业务，铁路行业重行定位自己。
同时，各个领域也都出现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比如，大杂烩似的《生活》杂志、《展望》杂志变成个性化的“跑步者的世界”，可以看出这种个体化趋势。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政治上州政府权利逐渐大于联邦政府。商业上的表现是地方特色的重视，而文化上的表现是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个人化。但是这种分散化也带来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自己的诺言。
分散化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对“自助”的重视，尤其在医学和教育领域。人们逐渐重视个人生活习惯与疾病的关系，于是家庭保健热卖，预防性医疗开始代替老式的片面医疗。在教育领域，六七十年代创办变通学校，八十年代创办家庭教育，这种家庭教育冲击了教育法律对传统教育的维护，但是大多都不太激烈，可以作为传统教育的补充手段。
信息时代对政治领域的一个重大影响是促进了代议制民主制向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基本思想就是，其生活受到某一决策的影响的人是否参与了该决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代议民主制和两党制的逊位，信息社会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网络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公共言论的平台，于是传统的代议制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公共参与的热情也在大公司和消费者的领域中高涨，外界股东和积极的股票持有者大为吃香，工人利用质量圈和外部总裁机构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创制和权利维护中。
信息时代还带了社会结构的大转变，网络组织的出现改变了等级制度的纵向权利模式。网络当然功不可没，人们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分享并产生新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网络。较等级制度，网络组织是横向的沟通模式，每个人都是核心。生活在网络组织中，权利变得平等。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选择也逐渐增多。例如，妇女也可以走出家庭去参加工作或是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另一方面昔日有性别限制的职业现在也逐渐向女性开放。在其他方面，艺术成为多种选择的缪斯，宗教在全国性复苏，人们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美国教育学交拉尔夫•泰勒说过，如果你的选择在增加，这说明你受的教育程度在提高。而美国多样性选择的发展大多数是为了适应我们自己的个性风格的。
研究方法带来误差
根据奈斯比特前几年所写的《中国大趋势》，下面主要对奈斯比特采用的“内容分析”和《大趋势》里的共同参与民主制谈谈自己的想法。
《中国大趋势》一书，奈斯比特还是一如既往的使用对媒体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也有自身的局限。一方面，他忽略了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的区别。也就是他的结果是建立在中国媒体的基础上，这样的结果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官方言论，所以我们会觉得《中国大趋势》这本书里写得有点官方化。另一方面，其实即使在他最负盛名的《大趋势》一书中，这种“内容分析”的准确性也是值得讨论的。
媒体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新闻洞”导致一些重要的议程便没有在媒体上展现，而媒体报道也都是一些不寻常的事，建立在这些媒体事件中的数据分析其实是对“媒介世界”的判断和展现，而这样的趋势也可能是媒介给我们制造的假象。但是，其实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可以利用媒体“检测环境”的功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
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提到的协商民主跟共同参与民主制密切相关，强调公民自由理性的讨论公共事务。网络为个体建立了这样一个公共平台，于是我们不再需要代表，我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这样的公共平台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强调每个人能够自由理性发表言论的“公共领域”。
但是网络也存在很多问题，意见领袖和沉默螺旋的存在使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性地参与讨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横向的网络组织和中国纵向的权利模式有很多的不和谐，网络的官民互动以及媒体、网络、政府三大话语场之间的交流还存在不协调的状态，所以说，网络是否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公共领域”来供所有人自由地参与政治生活，还需要时间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