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天灾人祸酿成的“大饥”屡有发生，受灾国向他国“请粟”也成了改善国家间关系的外交手段之一。不过秦国的一次大规模援粮行动背后却是暗藏诡道，值得一探。

      秦穆公十二年，晋国因国内大旱“请粟”于秦国，穆公在与百里傒、公孙支商议后，“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史记.秦本纪》），这便是《左传·僖公·僖公十三年》所言的“泛舟之役”。

       史料虽未言明秦国到底支援了多少粮食，但能让《左传》用“役”来形容一次“援粟”事件，足见秦国为此次长距离转运粮食投入的车船人力的规模，堪比一次战役的消耗。

       秦国如此兴师动众的援助粮食，怕没有秦穆公所说的“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史记.晋世家》）这么崇高吧。秦穆公助晋惠公登上大位，可晋惠公即位后便对秦国翻脸，“背约不与河西城”（《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没趁晋国新君初立实力未稳之时发兵打过去就已经很隐忍了，还能指望秦国拯救晋国百姓于水火，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啊，这就不是“春秋五霸”的秦穆公了，而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因此在两国关系如此紧张的状态下，以援粮为名的“泛舟之役”可以说别有用意。

“泛舟之役”更像是一次濒战状态下的军事演习，目的是检验秦国的后勤保障能力。

       此时的秦晋关系那是擦出点火星就能炸出漫天礼花，随时都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可能。一旦打起来，那就需要秦军将士离开秦国本土与晋国作战，远距离转运军需物资保障正面战场供给就成为考验秦国的后勤机动协调能力的关键环节了。

       在那个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火车飞机的时代，想要远距离转运军需物资需要国家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战端一开能够迅速组织起本国百姓参与到粮草运输中；而“船漕车转”是一个系统性地运输过程，考验的是国家水陆交通发达程度和车船制造能力；另外自然就是粮食储备了，粮乃治国之要，事关国家稳定，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嘛，毕竟“请粟”还要看人脸色，也不是啥光彩的事。

        正是想到秦晋未来必有一战，秦穆公认为晋国这次“请粟”真是天赐良机，虽然是不带军事色彩的救灾行为，但秦国依然按照作战要求对待运粮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情况，利用“泛舟之役”完成了一次秘密演习，检验了秦国的后勤机动协调能力，为秦国下一步军事行动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泛舟之役”也暗含了军事测绘任务，通过地形勘测寻找最佳行军路线和作战地点。

       中国古代测绘兴起于军事测绘，源自战争对于测绘及其成图的需求。为了掌握交战地区的战略地形和相关资料，军事测绘便成为交战双方不可或缺的侦查手段，正所谓“地利”之便。《周官.夏官司马》形成了完备的军事测绘管理体系，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军事测绘重要性的认知。

        秦国也有开展军事测绘，绘制军事地图的传统。1986年于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秦木板地图虽然是战国晚期，但其对交通道路、关隘道里标记明确，也能看出秦国对于地图管理和军事测绘要求之严格是有传统的，“泛舟之役”自然也是秦国对于晋国地形勘测的一次机会。

      “自雍至绛”相距五百多公里，若单靠陆路运输也能完成援粮，而《管子.地图》指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因此秦穆公不惜费时费力，通过“船漕车转”的方式，多花点时间在运送路上，自有潜伏在运粮队伍中的秦国军事测绘人员——职方氏，运用其专业技术手段对运输沿途的晋国水陆交通、城郭名邑等战略地形进行测绘勘察，最终绘制出行军地图，供作战使用。

“泛舟之役”还成为秦国重启战端的借口，秦穆公伐晋要营造“师出有名”的舆论环境。

       当初晋国内乱，秦国劳心劳力的帮助晋惠公夺位，回过头来啥好处也没捞到，秦穆公只能碍于形势暂时忍下这口恶气，他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兵借口，好让秦国攻打晋国“师出有名”。

        晋国“请粟”让秦国抓住了机会，秦穆公利用“泛舟之役”做足了表面文章，秦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帮助晋国百姓度过饥荒之年，在各大诸侯国面前展示了秦国的大国风范，道义上秦国已占据优势。

       果然转过年来，“秦饥，请粟于晋”（《史记.秦本纪》）。各位看官注意了，这是自秦襄公立国至秦朝灭亡这长达六百多年时间里，秦国（朝）唯一一次向别国“请粟”的史料记录。要知道秦国历来重视国内粮食存储安全，《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规定“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為戶......櫟陽二萬石一積，咸陽十萬一積”，虽然这是商君变法后制定的律法，但秦国粮仓以“积”为存储基数应该不晚于秦穆公时期：“由余观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史记.秦本纪》）。因此以秦国自身的粮食储备能力，是可以平稳度过此次天灾的。

       所以不管真“饥”还是假“饥”，秦穆公都会向晋国“请粟”，秦穆公很清楚按照晋惠公这种白眼狼的做派，断然是不会回报秦国“泛舟之役”的恩情，秦国自然早已做好了出兵的准备，只需等待晋国落下口实。晋惠公果然“超水平发挥”，“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史记.晋世家》），这种“趁你病要你命”的寡廉鲜耻行径在还稍微讲究点礼义廉耻的春秋时期，那还是被各大诸侯国诟病的，舆论环境自然站在秦国一边，此时战机已到，秦穆公自然要好好收拾晋惠公了。做足后勤准备、完成军事勘察和利用舆论声援的秦穆公大获全胜，最终迫使晋惠公“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史记.秦本纪》）。

       韬光养晦的秦穆公利用“泛舟之役”完成了对晋国的战前准备，一次看似平常的救灾行为，帮助秦国一战拿下河西战略要地，这粮食运的物超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