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畅书
若将《苏东坡传》归类为传记小说，那么可以说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描写，真可谓将“次要人物”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何为次要人物作用？一是衬托传主，一是推动情节发展。然而，这或许不足为人惊艳。真正值得称赞的是，在林语堂笔下，王安石这一“反面的次要人物”不但淋漓地发挥了绿叶的作用，更闪耀着他自己独特的光辉。
王安石变法这一事件，几乎改变了苏东坡乃至宋朝的命运。而此事件的发起者王安石以一己之力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所推行的新法，因其“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乃“不适之策”。在理论上，新法就被司马光驳倒，斥为荒谬；而实践起来，更为糟糕，实行不久，就弄得天怒人怨。因此，元老重臣，新贵宿儒，只要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皆群起而攻之。王安石不惧反对，无视实情，我行我素，是个十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惧”的拗相公。王安石何以如此一意孤行？私以为，不仅仅是因为他夜郎自大，还因北宋积贫积弱已久，不修武备，朝政腐朽，难以抵抗外敌入侵——改革，似乎是志在必行的。只不过王安石操之过急，不但没有拯救北宋，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真正想要推行新法的，不过一个刚愎自用的王安石与空有鸿鹄大志而无圣德贤明支撑的神宗二人而已。不过这个“而已”说的太早了，需知皇权至上；王安石，亦是奇才。他虽然不善治国，但他擅长说服皇帝——而这就够了。
是以，朝廷从此开始了狂热的党派之争，全因狂热的改革者和妄想者王安石。
王安石为保证新法的顺利实施，在朝廷上大肆铲除异己，不准他人非议，使监察台形同虚设。“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权相一手遮天，小人为非作歹，人民叫苦不迭之际，往往是英勇正义之士挺身而出之时。继司马光、欧阳修、韩琦等人苦劝无果，灰心辞官后，苏东坡火山爆发似地写了一份万言书，其中力陈监察台之紧要，批判王安石禁锢言论之危害，识见卓绝，观点鲜明。在此之前，苏轼还写了两篇洋洋洒洒的奏折，言辞辛辣，直言无隐。就是现代，员工也不敢如此对上司直陈利弊，更何况是等级森严的古代！看他人奏章，顾虑周详，措辞妥帖，而苏东坡偏不，他是有言不发，如鲠在喉。他直接责备神宗，也让神宗认清新法的本质:本是为民，实为扰民。“夫陛下苟诚心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使人替他捏一把汗的同时又拍案叫好:苏东坡 ，果非常人也！苏轼将王安石对比成了挑梁小丑，而俗话说“时势造英雄”，王安石亦给了苏轼直言劝谏，一鉴忠心的机会。这是他作为次要人物对传主的反衬。
在呈万言书之后，苏轼又出了一道乡试论题《论独断》，这显然是在影射和批判王安石。他因此立遭罢黜。这，是次要人物推动情节的作用。
两人的性格也大相径庭。苏轼以其豪迈豁达著称，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也因此，他的人格魅力千年后仍毫不褪色。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认为“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是因为他自己已足够伟大，无需再去嫉妒记恨别人。王安石则完完全全有着世俗气息。在看到弹劾他的奏章时，他会气得发抖，气得脸煞白。受批评时恼羞成怒，正是我们——这些不是圣人的凡人最自然的反映。在王安石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同样不堪之处，在苏轼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自己向往而不能及的那一种超然。
王安石的学问似乎也不如苏轼好。他的字源说，被林语堂讽刺为“幻想字源说”，更被苏轼当面驳斥得哑口无言。
王安石的结局好不狼狈，他赢了朝廷，却输了国家。罢官后，他行走民间，看到的是人民对新法的怨愤，始知新法毒害之深。他身后名声亦远不如苏东坡，蔡东藩称：“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更有学者将他与王莽等人相提并论。反观苏东坡，他成为了中国文人心照不宣的文化密码，没有人不敬佩他，没有人不喜爱他。
可王安石，绝不是一个不堪的小人。
正如司马光所言，“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他清楚人民因新法而遭受的苦难后，悔恨自责:王安石绝不是一个为己不为民的人；他为实施他以为能富国强军的新法，多次拒绝朝廷给予的高位，蛰伏多年，等待着不知何时方至，会否到来的时机:王安石绝不是一个为权为利不为国的人，他有崇高的理想，有非凡的抱负；他在苏东坡被判刑时，站出来为他说情:王安石绝不是一个迫害忠良的人，但他为了实现不可能成功的新法，不得不铲除异己；王安石常常彻夜苦读，长于写日记，在北宋这样人才辈出的时代，也在文坛颇负盛名；他不迩声色，真诚虔敬，在金钱和私德上毫无瑕疵，绝不是道德败坏之辈，怎可同王莽等人同等而语？
倘若将苏轼比作一颗恒星，永远充满活力地燃烧着。他的光芒柔和而不黯淡，温暖着世人。那么王安石就是一颗期望成为恒星的流星，或许太过刺眼，但他的确用力的、毫无保留的燃烧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