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古公亶父的弃土存民做法的思考
古公亶父是周处于部落时期的一个部落首领。在他作为部落首领时，“积德行义”，收到当时周部落人民的五星好评，成为部落男神。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古公亶父的先祖搬到了北方夷狄之地，成了“北漂”，所以古公亶父的周部落一直和游牧民族是邻居。北方熏育部落（就是后来的匈奴）或许也想一睹周部落男神的风采，多次派人来打周部落。周部落当时以仁德待之，秉承着“量部落之物力，结熏育之欢心”的原则，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熏育看周部落好欺负，那就捏软柿子呗！不高兴了，拿周部落撒撒气，揍一顿；高兴了，拿周部落开开心，揍一顿！周部落“民皆怒，欲战”，这时候古公亶父却选择了“弃土保民”的策略。他告诉大家：熏育没有原则没有素质，是野蛮人；我们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是文明人！我让我统率的人民为了我的名誉而战，实际上是很不道德不仁义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我们打不起躲得起，大家跟我跑路！为梦想，出发！就这样，古公亶父忽悠着百姓跟着他离开故土，跋山涉水，终于找到了一片乐土——“岐下”。从此，古公亶父带领着周部落的人民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于古公亶父“因戍夷狄逼迁于岐下”的“弃土保民”做法，笔者认为实际上是明智的！对于古公亶父的做法，笔者简要分析了几个原因：
1实力不济。周部落虽然在夷狄之地，但是做的却是中原的事儿！他们“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使得“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一起奔了温饱！但是农耕文明就是有缺点，不如整天为了生存而奋斗的游牧民族那么勇猛剽悍！所以，周部落面对熏育部落的狂扁，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在给钱给东西都不好使的情况下，古公亶父为了保存实力，只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所以，古公亶父的弃土保民策略，说他仁爱百姓，的确有一定比例，但是更多的应该是自身实力不济，不得不跑路。
2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古公亶父的弃土保民策略，实际上考虑了当时最重要的要素——人。在古代，尤其是夏商周奴隶制社会，生产工具落后，劳动对象原始，因而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生产力的提升估计只能靠劳动者了。因而，在那个时候，甚至说在之后的封建社会，对国家强盛与否的衡量标准中，人口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公亶父是很聪明的，他知道“树动死，人动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带着人跑路！毕竟，有了人就有了希望，有了人就有了一切！
3“岐下”之地是黄金宝地。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古公亶父把大家忽悠到的地方，实际上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岐下”，就是岐山脚下，现在在岐山县东北。从地形来看，它南接秦岭，北枕千山，位于关中平原西部，地势平坦，渭河、韦水河穿境而过，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水分三塬”的地形地貌特征；从气候来看，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半湿润气候，风向多以西北—东南向为主。这些条件，都很适合农耕。从战略位置来看，“岐下”可以说是很有“地利”优势，山水环绕，要塞险峻，形成天然屏障，于是古公亶父知道“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被北方部落欺负了”。从生存居住的适宜度来看，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林，完全可以作为“老家的那个屯”，用现在的话来说，它可以评选为“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这样一个地方，自然是古公亶父和部落人民所认可和向往的！
4回归中原文化。笔者认为，熏育部落之所以总是揍周部落，除了周部落是软柿子好捏外，也有文明类型不同的“排异”因素，也就是说文化习俗不同。我们在拼死拼活地打猎，你们在鼓捣苗除除草；我们在马背上就睡了，你们还能睡个茅草屋；我们在用手抓肉，你们还偏得装小资用筷子！北方部落一看，这周部落和我们格格不入啊，没办法一起嗨皮地玩耍啊！于是大家都排斥周部落，熏育更是看见一次揍一次，看不见就四处寻找，找到周部落之后再揍一顿。周部落在北方没有文化认同和归属感，自然想要回归中原农耕文明区。于是周部落的迁徙，也存在回归中原寻求文化认同的原因。
二.据虞、芮之事思古之倡导的“以德服人”
周部落不断发展，到了西伯姬昌，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时期，已经很有影响力了！以至于大家都找西伯姬昌来决断是非，姬昌无形之中还扮演了大法官的角色。有虞、芮两个部落，估计是因为地盘问题争执不下，于是他们的首领就找大法官姬昌主持公道！进入周的边界，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这时候虞、芮两首领就自惭形秽了。他们想：我们所争夺的，正是周人所耻于争夺的！于是两人就羞涩了，回去也开始谦让了。这件事在诸侯间广为流传，给姬昌加了不少分！
实际上，这件事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以德服人”，即用良好的德行使百姓信服，拥护统治者。实际上，以德服人这一词出于《孟子》，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是定位于统治者统治方法的。中国人对“以德服人”的统治方法的认可和推广，主要原因无疑是儒家文化成为正统文化。后来，“以德服人”也适当应用于人际交往中。
在政治上的“以德服人”，在古代更多的是要求统治者要有一定的德行和操守。因此，士大夫和百姓看统治者，更多就是看你有没有德行操守。像那种节操碎一地的统治者，即使再有才能，也不会有过多的赞誉；而有德行的君主，即使国家政策守旧，才干不足，只要不造成严重损失，也会受到人民的一致好评。统治者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有的统治者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会尽力粉饰，至少在当时要堵住知情人的嘴，在事后史官撰史的时候也要干涉一下，把自己写成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顶配君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一个完美的形象，流芳千古！
在人际交往中的“以德服人”，更加强调用德行来感化和教育别人，以使人进步或减少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以德服人的人，儒家一般称之为君子。这样，以德服人就成了修身树人的考虑标准之一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是如此。而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古代中国人逐渐形成“尚文”的思想，把“尚武”者称为“莽夫”。这些情况固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与人之间肢体冲突，对于统治者维稳还是有好处的。但另一方面，启而不发、教而不育的大有人在，这类人可不吃“以德服人”的大道理，都是凭着拳头说话、实力才是硬道理的古惑仔。遇到这种“拼命三郎”，那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吃亏的，一定是以德服人的一方。因此，人际交往中的“以德服人”，并不是灵丹妙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这一点古代的君子们早就想到了，便又以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来搪塞了。
三.对武王伐纣后立刻祭祀社庙的思考
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几千年来被“炒作”得非常厉害，尤其是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问世，更是把这段历史给“炒”糊了！炒糊了，自然就变了味道！于是帝辛成了纣王，一直以来的暴君形象更是无法翻案了；周武王率领的周部落自然就成了“大救星”，万众瞩目，建立周王朝便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武王伐纣后立刻去祭祀赏的社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得不说，《史记》对武王伐纣后周武王姬发马上祭祀社庙的事情还是记录得比较详细，也没有过多粉饰。它记载，周武王成功伐纣后，立刻修复在战争中有所损毁的商社庙和商宫，然后挑选良辰吉日，在一大帮文臣武将的簇拥下，一起到商的社庙去祭祀。武王姬发在伐纣之后，并没有大摆宴席庆功祝贺，这一点表明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比较理智。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他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需要“正名”，要一个名分——这也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帝辛（纣王）并非暴君，只不过是商王朝大厦将倾，积重难返罢了！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周武王是一定要去祭祀社庙的。因为在那个神权思想盛行的奴隶制时期，对神大不敬是要遭雷劈的，其他诸侯和平民百姓是都不认可你的！所以姬发的祭祀第一个目的是显示我周部落是对神有敬畏之心的，是神的好子民！
其次，因为周部落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姬发和周部落的贵族们都心虚啊，那就得赶紧去祭祀社庙，越快越好，以表示我现在已经继承了“正统地位”，而且这个正统地位是受命于天，不是我夺取来的，是上天安排的！此外，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各位看官一定发现了，周祭祀的社庙是商的旧社庙！实际上这是有门道的。之后，周人各种宣传“天命”思想，并声称商灭夏也是受命于天。综合这些史料，周人做的这些实际上都是要给人这样一个错觉：夏朝建立是天命，商灭夏也是天命，按照这个逻辑，自然就能得出“周取代商也是天命使然”的结论了。而周人就是想要这样的结论，这样自己的统治就名正言顺了。
此外，周部落毕竟经历了一段“北戎”生活，即使后来又回归中原，但毕竟有这个经历，被打上了烙印。因此，周人祭祀社庙实际上也显示自己中原人的“血统”而非夷狄。毕竟在当时，夷狄在中原建立王朝，是难以服众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
综上所述，周武王在伐纣之后立刻选择祭祀社庙，虽然有些匪夷所思，但的确是最优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