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2018年6月《中国国家地理·毕节专刊》）

撰文/丁戍人

古夜郎国多年来一直是个谜团。人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多是来自“夜郎自大”的成语。成语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这也是“夜郎”首次见于文字记载。

夜郎国存在于何时？核心位置在哪？疆域范围几何？学者们试图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确定其时间和空间范围，但争议颇大，至今仍无定论。

夜郎于汉成帝河平二年（前27）为汉使陈立所灭，这是《汉书》中的明确记载。不过夜郎政权的起始时间，目前只能宽泛地定位至战国时期。至于其疆域范围，一些学者根据史籍推断，并以考古发掘成果佐证，大体确定在了今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一带。

“可乐墓葬遗址”正是这些考古发掘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

可乐墓葬遗址的“乙类墓”

2000年秋天，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毕节市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乡发掘了111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这次发掘，后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可乐彝族苗族乡在赫章县西部，位于乌蒙山东麓的一个山间坝子内。坝子周围分布着很多几十米到一百米高的黄土小山。2000年发掘的墓葬，就位于锅落包和罗德成地两座土山上，其中罗德成地发掘出的墓葬较多。

罗德成地根据地形被分成了Ⅰ区、Ⅱ区两个工区，其中Ⅱ区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不到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墓葬80座。这些墓葬中的半数以上存在相互叠压、相互打破的情况，密集程度颇为罕见。

为了准确分析、利用发掘成果，考古人员将发掘出的墓葬进行了分类，延用了1986年《赫章可乐发掘报告》的分类方式，将发掘出的汉式墓葬称为“甲类墓”，将地方民族墓葬称为“乙类墓”。按照这个分类，锅落包发掘出的4座墓葬中，有3座甲类墓、1座乙类墓；罗德成地发掘出的107座墓葬则全部属于乙类墓。

甲类墓数量较少。随葬器物中虽也有本地特有器物，但更多的是内地汉式器物、巴蜀式器物和滇式器物，墓葬结构也与中原汉墓基本一致。发掘人员经过分析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汉武帝开发西南地区时征发入迁的巴蜀移民。相较于这几座墓葬，这次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其实是数量占大多数的乙类墓，也就是地方民族墓葬。

乙类墓虽和汉墓同为“竖穴土坑墓（从地面竖直向下挖出较深的葬坑，然后将棺木置入坑内）”，但规模稍小，而且多呈不规则长方形。更重要的是，考古人员惊喜地在乙类墓中发现了套头葬等地方特殊葬俗。

所谓的套头葬，其实分为多种不同类型，多为用铜釜（炊器，有两耳）套头，或者是用铜洗（盆状容器）盖住或垫着头、脚、手臂。上世纪70年代在可乐进行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就已经确认了20多座套头葬墓；这一次发掘的108座乙类墓中，则又有8座。迄今为止，在已公布资料的276座可乐墓葬中，套头葬墓已有30多座。这说明套头葬在当时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在可乐墓葬遗址中发现的习俗，在国内其他地区还未发现过。

谁的墓葬——探索夜郎古国的关键一步

《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将有随葬品的墓葬按时间分为了三期：第一期为战国早期到中期，第二期为战国晚期，第三期为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其所处年代，看起来与学者据史籍记载推断的夜郎国存在时间基本一致。那么可乐墓葬遗址，到底就是夜郎国遗址，还是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其他未被记载的地方政权呢？

关于夜郎的地理位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一些学者分析认为，“牂牁江”应是今天的盘江（分南北盘江）。盘江流入下游红水河，之后便可直达广州，即《史记》中记载的番禺。可乐墓葬遗址所在的位置，也大体在“南北盘江流域”这个范围内。

对照《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可知，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派郎中将唐蒙率上千兵士和万余人的辎重队伍前往夜郎国，之后在夜郎国所在地设置了“犍为郡”，在郡下置“汉阳县”。可乐遗址中出土了有西汉“建始（前33-29）”年号的铭文瓦当和大型衙署的建筑遗迹。考古人员据此推断，此地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汉阳县”治所。

此外还有学者经过对乙类墓出土文物的对比分析，断定了其墓葬的主人应为夜郎所属的“濮人”系统。如此一来，从存在时间、疆域范围、行政中心所在地和族属等方面来看，可乐墓葬遗址都极有可能就是古夜郎国遗址。

不过推断归推断，从发掘报告可以看出，考古人员在这一问题上很谨慎，并未将遗址归结为任何文化的遗存。这一方面是因为遗址中的出土文物尚不够丰富，遗址分布的范围也尚未确定。更重要的是，墓葬中并没有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史记》关于唐蒙帅军进夜郎的记载中，曾提到“夜郎旁小邑”贪图唐蒙带去的汉朝丝帛，认为进入夜郎的道路艰险，汉朝不可能长久占据此地，便接受了唐蒙提出的盟约。当时的夜郎很有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政体。《史记》、《汉书》中就载有“且兰”、“靡莫”、“劳浸”、“漏卧”等“小邑”的名称。

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谢崇安在评价可乐墓葬遗址发掘报告时认为，遗址从时间、空间分布来看，都与历史记载的夜郎国重合；墓葬体现出独特的丧葬习俗，出土了具有地方性色彩的文物，且这些都不曾见于其他地区，这意味着它们属于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它们代表的即使不是夜郎的主体文化，也是‘夜郎旁小邑’的文化”。

对于古夜郎国的探索，可乐墓葬遗址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解密夜郎故地

可乐墓葬遗址得以发掘后，现场考古人员和看过发掘报告的学者都很好奇，这些以独特丧葬习俗下葬的墓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采用套头葬的30余座墓葬中，有29座出土了兵器。而墓葬发掘者对采集到的人骨标本做了体质人类学测定，结果是作为样本的9座墓葬，墓主人去世时多为青壮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小华据此分析认为，这些人很有可能是战死沙场的军官、兵士。

她认为甲、乙两类墓葬总体而言是彼此分开的，而且其中出土的兵器形制差异很大，这很可能说明了，当时的地方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存在冲突甚至战争。相对于甲类墓中的精良兵器，乙类墓中的兵器多为源自巴蜀的剑和本地仿铸的较粗糙的兵器。这极有可能是因为汉人加强了对兵器的管控，以至于本土居民只能私下从巴蜀输入便于携带的兵器。可乐遗址出土的早期墓葬中，陶器和装饰品均较少，这更加说明了遗址所在地区处于相对动荡的环境中，甚至很可能位于战争前线。

还有的学者发现，有兵器随葬的墓中，三分之一以上有铜或铁质金属容器。其中有一个墓葬出土了可乐遗址中唯一的铁戈。与铁戈一同出土的还有刻有“敬事”二字的铜印和两耳为立虎的“套头”铜釜。这些都意味着，这个墓葬的主人身份特殊，可能军阶较高。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遗址中出土的铁质农具，均出自无兵器随葬的墓葬。从中可以看出，该地区有明确的农兵分工，而且在兵士群体内部有不同的等级。

关于古代史中从巴蜀入黔通道开通的时间，可乐墓葬的出土文物也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

《史记》中，唐蒙向汉武帝上书，说服其在夜郎国置郡县，主要目的是征服南越。从长沙（今长沙）、豫章（今南昌）南下的“水道多绝”，而以夜郎国为跳板，汉军就可沿牂牁江直至番禺。

唐蒙得出这番结论的过程，如今听来似乎并不严谨。大体是说南越人用一种名为枸酱的食物款待了唐蒙，并告诉他这枸酱是蜀郡所产，取道牂牁江运输而来。唐蒙返回长安后，便询问蜀郡商人。商人说，只有蜀郡产枸酱，当地人多拿着它偷偷到夜郎卖，即所谓“持窃市夜郎”。于是就有了唐蒙上书，并在武帝许可后率军前往夜郎国的一段历史。

“持窃市夜郎”说明了蜀地与夜郎之间存在着民间贸易往来，但关于两地沟通往来的时间，研究者们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从蜀地入黔通道的贯通，最早应该是在战国末年的秦国或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开通“五尺道”时。还有人认为，“五尺道”的开通时间要远早于战国末年或秦朝时期。部分可乐墓葬中出土的巴蜀式文物则说明，起码在战国中期，蜀地与黔地之间就已经有了往来。

除了巴蜀式和典型的汉式文物，墓葬中还出土了与广西平乐县墓葬很接近的玉玦，甚至出土了一些疑似由南方丝绸之路传入的玛瑙装饰品。

如果可乐墓葬遗址确是属于夜郎国，那么其中出土的各类文物就意味着，当时的夜郎已经是与今广东、广西、云南、四川一带均有往来的地方政权。其内部有明显的职业分工和等级划分，外部则存在着战争的危机。

至此，历史的迷雾因可乐墓葬的发掘而稀薄了许多，而一个地方大国的影像正愈发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