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山月记》，人虎传、悟净两篇，总感觉有些东西被触动了，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或碍于言语的隐晦，或碍于自己内心的隐晦。直到读了李陵篇，才仿佛可以通过自己思考。
在李陵篇中，无非就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次要人物。
第一个是李陵，自己心高气傲，带人深入北伐敌阵，最后被追兵败，留在匈奴；后因汉武帝听信谗言，全家老小被屠，选择留在匈奴，却终因内心焦作而不能完全为胡人效力，也不愿归附汉朝，庸庸而终。
第二个是司马迁，他为李陵作辩护，虽有自傲清高之意，但却实为中正公平之言；然因言获罪，受宫刑。其一生唯有编纂史籍的事业放不下，此并非贪图功名，而其内心所愿罢了。史成后，身既死。
第三个是苏武，奉皇帝之命作为汉朝使节，被胡人俘虏。其不知远在汉地的妻子已改嫁，一心只想归附汉朝，不论身死忧患，为此一愿而已。历经多年，得复归汉。
还有一位隐藏人物，李绪。
先说前三位。作者分别刻画了三位截然不同的人物。把这三个人物柔和在一条线上，让我感叹作者构思之精巧，使得三位人物相互映衬，显露出一种面对命运安排的不同态度与行事风格。
首先说李陵。那“坏的不彻底，好的不彻底”因此蒙受巨大痛苦的人就是他了。归其原因，还是一种内心的脆弱。在面对命运的痛击，没有办法做到处之泰然，坚守初心；也没有办法做到，随遇而安，就此而活。只能一边不肯忍受痛苦而患得患失，部分屈服于命运；另一边却又受良心牵扯，而心怀怨恨愤懑自责；终致庸庸乾乾。
生活中我们见过最多的人大概就是李陵这般的了，一边无法对过去释然，一边无法对自己的选择处之泰然…
而司马迁和苏武，好像上都有一种“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的感觉。司马迁被宫刑后，就立刻想到了要自杀以此不愿再受屈辱；苏武则在被俘虏并遭受背叛之后，依然心归汉朝，即使希望渺茫，也绝不妥协，宁愿孤独饥寒而死。
当然这两个人物，也有区别之处。司马迁是向死之人；而苏武则是向活之人。所以说人皆有一死，但二者绝不相同。司马迁之所以向死，更多是来自于内心的不忍，对生命与灾厄的逃避。而苏武之所以向活，更多则有命运摧残身心，吾亦坚强而活，倘若天让臣死则矣，否则吾绝不屈死。
从这个方面来说，苏武的境界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司马迁的“活”，是将自己的内心寄托于某种事业的外物而活，这种活是一种“活死人”的活，把自己的生命变作了被外物驱使的死物；当史籍完成外物的支柱被撤离，司马迁也就趋向死亡了。而苏武的“活”则是作为人的尊严而活，颇有“会思考的脆弱的芦苇”的意思。
最后便是李绪。
他像是李陵的恶面，或者说阴面，他直接臣服于匈奴，为匈奴服务，锻炼骑兵，以此攻汉。而苏武更像其阳面，坚守汉心。李绪不论道义，就其生活也还算“各得其所”，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成就了自己的功业，获得了自己的社会支撑，所以没有坚守初心，但也未寥寥此生，不念及世人之言语，其生也活得其人。
我们虽不提倡李绪，但就个人而言，李绪也并非一个最坏的选项。
怕就怕内心软弱，在恶与善之间，两边都不敢得罪，只能在被两边的压力之下共同屈服，而因两边本身矛盾而矛盾，活不出了生命即一种力量与张力，而成了命运的刺激反应物。
在巨大的命运洪流之下，人多有不公。而在下坠的过程中，有人选择了全身心投入黑暗，纵声一跃，得了个恶名却也是自我；有人抓住了外物作为精神支撑，功成身退，不留遗憾；有人则一心向上不论得失，生死度外，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志，以芦苇抗击宇宙之心，也算精彩。
但唯独芸芸众生，将落不落，将浮不浮，看似抉择艰难，深思熟虑；实则避祸趋乐，无主无志；哪里受压哪里趴，终致多方矛盾，应命运的撕裂而撕裂，不保一物之形而终归庸庸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