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笔记（八）
从这种主观精神的极端个人化中,一方面是马克思,另一方面是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首先得出了同样彻底、但却相反的结论。克尔凯郭尔由于在对黑格尔的不断攻击中完全抛弃了世界的产生和世界历史,并将世界的进程交给了“天命”,所以他把作为“主体”的人置于其内在的和自身的“存在”之上,并因而将人置于虚无之前。与克尔凯郭尔同时期的施蒂纳以差得远的、但却相似的方式,将整个客观世界解释为应当占有的、纯粹的“个人”的“财产”,并因而同样将这个占有者和他的特征“置于虚无之上”。在与施蒂纳的争论中,马克思证明了这种哲学上的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原则在意识形态上的结论。马克思所发现的是,施蒂纳的“个人”最初并不是通过自身而成为个人的,他是一定的“个别化个人”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通过经济,通过黑格尔在考虑到市民社会就已经讲到的“需要的体系”这种东西而结合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为积极重建人所想做的,就是重建人的社会,并因而重建人的世界。但是,拯救“人”和一般的人性,也是施蒂纳的“惟一的人”和克尔凯郭尔的“个人”的意图。
这种纯粹的精神哲学向一种多样的人的哲学的转变(这种哲学的首创人知道自己是“最后的”,但同时又是“未来的”哲学家)最初看起来像是完全抽掉了哲学的基础。当黑格尔的“被理解的历史”的集合王国瓦解为许多分散的省份,体系破碎为断片之后,一个两千多年的传统被打破了。马克思在他的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说:“普照的太阳落山了”,现在人们在“个人的灯光”下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将黑格尔之后的这种哲学的“主观形式”称为“这一不幸中的幸事”,这在于,这样“时间的灵魂”就无法承认“没有它而完成的”现实了。因此,在古典时期将要终结的时代,古典时期晚期的、个人的宗派哲学也是它的时代的个人幸事。但是,这些主观的发展形式却仍然只是一种自身已经完全的和完成的哲学的紧接着的结果。跟随这两者而来的是一个“罗马”,一个“没落的”时代和一个“新的”女神——她还直接具有命运的昏暗形象,具有纯粹的光或纯粹的黑暗的形象,因为她还缺乏白天的色彩。青年马克思在与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关系中,知道自己面临这样一种昏暗的命运,因为知道自己是黑格尔的整体和它的主观部分崩溃的受害者。
但是,黑格尔本人对古典哲学的这种已完成的终结也已经有清醒的意识。黑格尔绝没有将他自己的成就非历史地绝对化,相反,正是由于他将自己理解为历史的,也就是说是终结历史的,所以他也把自己理解为绝对的。黑格尔的绝对的和历史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至此,世界精神到来了。最后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丢失,所有的原则都被保持了。这一具体的理念是几乎2500年来(泰勒斯出生于公元前640年)精神努力的结果,是它将自身客体化,认识自身的最严肃的工作的结果:“Tantae molis erat,seipsam cognoscere mentem”(作出了极大努力,使精神认识了自身——译者)。这样,世界就变成了“理智的世界”,而这种“老年”的、在本质上是“回忆”的哲学对未来就无话可说了。精神的一系列形象,“概念”的历史因此就被“终止”和“结束”了。这一对迄今为止的全部精神史的历史性回顾,就是对黑格尔的末世论的历史意识的表达。现实在“精神上”和“原则”上已被完成了。因此,黑格尔的问题就已经是同一个问题:谁将是这一在欧洲所发现并完成的原则的未来承担者。他本人面对已经变老的欧洲及其“历史武器库”就指出了美洲世界和斯拉夫世界。在黑格尔死后20年,黑格尔左派分子B.鲍威尔在一篇关于《俄国和日尔曼》(1853)的文章中明确宣告了“哲学的终结”并逐一分析了其原因。在40年代所发生的这些情况,究竟意味着伟大哲学传统的彻底中断,还是意味着向一种由破裂而产生的哲学思想方式的转变,或是意味着一种“修复”的开始,这在今天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克尔凯郭尔处在这种转变的中心,处在这种转变的决定性转折点上,因此他得以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起重新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这可以说明恰好是1843年这一年决定了以后一百年哲学的命运,这一命运现在才又变得可见了。在这一同年里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这些19世纪的最后一批亦或是第一批哲学家们想理解从“现实”得出的共同原则,不再是一种纯粹“意识”或一种纯粹“理性”或一种绝对“精神”,而是处在赤裸裸的存在当中的人本身。克尔凯郭尔称“高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又涉及到人的存在这一整体。费尔巴哈通过每一个我对你的感性依赖进一步规定了这种被他提高为原则的人的存在。马克思又发现了费尔巴哈的“我和你”是市民的个人并将人规定为社会的类存在。但是,克尔凯郭尔把人的规定看成是:作为在普遍解体的公众生活的一切现存秩序中的个人,存在于坚定的内在性中。
克尔凯郭尔关于个体存在的“内在性”的决定意义的论点,马克思关于普遍的和“外在的”(“物质的”)存在关系的决定意义的相反论点,以及费尔巴哈关于通过我和你感性传达人性的论点,这三个论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图:从一种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精神哲学退回到人的实际生存的此在和当下以及人的赤裸裸的存在问题上来。这是一个统一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也因此贯穿在他们对黑格尔的纯粹“思维”的三重批判中,这种批判是在给“激情”(克尔凯郭尔)、“感性直观”和“感觉”(费尔巴哈)、“感性活动”或者“实践”(马克思)恢复名誉的旗号下进行的。随着第一性存在关系名誉的恢复,已经独立的哲学应当从其悄然逝去的状态中被带回到它的人性根源和人的生存所直接关切的事情上来。这样,克尔凯郭尔就把黑格尔进行纯粹理解的思维转变为一种“存在的”思维的“内在行动”,费尔巴哈要求它在感性的“直观”面前证明自己,而马克思也在这里看到了一种向尘世的单纯“直观的”理论转变,他把感性活动或者“实践”,即对所有人而言共同生存的实践提升为思维的标准。他们都还只是有条件地进行哲学思考并想“实现”哲学。因此他们要求“实践化”,要求哲学的实践。克尔凯郭尔要求一种每一个人自己的实践,费尔巴哈要求一种共同的实践,马克思要求一种完全普遍的实践。但是,他们共同的历史命运是:他们在时代和向自己提出的批判地“克服”黑格尔的任务面前都同样失败了。黑格尔的精神优势证明恰恰在于,他迫使他的两个最极端的和相互对立的敌人,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也成为并始终成为“黑格尔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