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读复旦大学老师兰小欢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很认可他的观点，也有了一点小感悟，刚好可以交今天的作业。

兰小花在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政策案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十分令人信服。但是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对理论进行了评述。

很多理论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总结，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它并不考虑“国别”，抽象掉了政治、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

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对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是不断探索和创新。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套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其中的竞争和价格机制有利于不断“试错”和筛选胜者。

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生产率的关键不是探索未知和创新，而是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

他之所以提出了“组织学习模式”和“探索创新模式”，只是为了说明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的不同，因此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解决不了发展中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会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自己走过的路和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未来。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组织学习模式”不止一种，那么，“探索创新模式”自然也不止一种，欧美模式不一定就是最优的模式。

最优的模式一定是符合本国国情的，受本国特殊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的。哪个国家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随便画美丽的图画。

书中认为，采用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要满足三大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而这些，都只是中国所特有的。

作者认为，目前的经济学术潮流一味地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把国别和案例研究称为“轶事证据”，听起来就很不“科学”，低人一等。

显然，兰小欢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每个地区所经历的特殊路径，才是研究经济发展历程中最有意思的东西。

可行的政策不仅受既有制度的约束，也受既有利益的约束。政策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

因此，可行的经济政策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背后是各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议程。

比如，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但整体得益不等于让每个人都得益。从理论上讲，即便有人受损，也该支持自由贸易，因为整体得益远大于部分损失，只要从受益方那里拿一点利益出来，就足够补偿受损方且有余。

但在现实中，补偿多少？怎么补偿？往往涉及复杂的政治博弈。补偿可能迟迟落实不到位，最终是受益者利益越来越多，而受损者却屡遭打击。

虽说平均值是变好了，但那些受损的人的生活不是理论上的平均数字，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抗和行动。这种反抗最终也会影响整体利益。

又比如改革开放，就算每个人都对改革方向和目的有共识（事实上不可能），但对改革路径和步骤也会有分歧。什么事先办，什么事后办，不容易决定。

每一步都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拼命争取和拼命抵制的都大有人在。就算能看清对岸的风景，也不见得就能摸着石头成功过河，绊脚石或深坑比比皆是。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

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

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

有经济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言：“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读了这些文字，忽然有了一些感想。任何理论都是抽象的，都是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总结。但是，任何归纳都不是完全的，都会有特例的存在。

如果，我们希望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就需要剖析现实中更多的细节，就像拿一个放大镜去观察。放大镜的倍数越大，细节就显得越真切，但损失的是理论的简洁性。

越上层的逻辑，特例越多；越底层的逻辑，越具普适性。理论总结越具象，启发性越大，有时受益群体更小，受益程度更大，执行成本更低，但也可能反对声音更大。

所以，理论必须持续向下深入，从更多的细节中寻找更加底层的逻辑，以包纳更多的受益者。这种不断向下探索理论的过程就是原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