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拉开了小说《繁花》的序幕，欢喜“不响”的上海人，繁花盛开，浪花朵朵，形成了上海地区独特的海派文化。“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这八个字是对海派文化最好的提炼和评价。从历史形成过程来说，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源于欧美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海派文化既有江南文化(吴越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区别于中国其他文化，具有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
通读整本小说，《繁花》的叙事语言很特别，采用一种上海方言，但也不太确切，是接近于普通话书面语的叙述。北方读者也可以看懂，但是又感觉到骨子里的上海语言的味道在里面，一种杂糅在一起的叙述语言。当然可能北方读者看起来有些精彩的地方没感觉到，上海、江浙的读者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会会心地一笑，体会它的奥妙之处。在上海以前作家包括王安忆等都是用普通话来写，首先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话的语境里，但是《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有一种上海话语言的自觉的意识，揉到这个文体里面。
从小说《繁花》的语言表达中来分析海派文化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 上海人“精明”的性格特征，在《繁花》语言上的体现
《繁花》风格偏向于话本小说，类似于说书人的讲述，又好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并且使用了许多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形式的句子，追求复古的小说形式。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大量的被西方小说和文学中的表达方式所影响，导致文章都是在用西方思维写汉语。其实传统汉语追求的是精短高效的表达风格，并且带有很强的文字韵味的元素。《繁花》里上海人性格“精明”的文字体现就在于句式上，那种短句子的味道。
比如，小说的开篇，描写《阿飞正传》里梁朝伟出场的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整段话，只有二句是七个字，其余都不到七个字，而且句子多以动词开头，极富画面感，读着小说，感觉梁朝伟就在眼前了。
再比如，小说使用的标点符号，全篇只有句号逗号，简短明了的写法反映了上海话含蓄委婉、精明、高效的性格。
《繁花》里出现特别多的“不响”，约略有一千多次。而且作者用“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这句话作为小说的第一句话，也反应出“不响”这个词体现了上海人性格特征中的重要一面。不响有很多意思，沉默、无语，没话说，看不下去等等，各种各样的意思都在里面。为什么“不响”呢？因为上海人说话很谨慎（螺蛳壳里做道场，精致，短小精悍）上海地方拥挤导致大家对各个细节的利用率都很高，上海话短句带出来的节奏感就好像上海这个城市的节奏。同时还因为上海人不喜欢把话说透说白说死，喜欢用一些双关，隐喻，比喻等来表达，留点意思余韵在里面，听者可以从多角度自己领会，与北方官话的直白表达完全不同。上海人语言上的含蓄委婉，韵味悠长，也是上海人性格里的特征之一。比如小说里，陶陶引用湖心亭主人的《春兰秋蕊》来含蓄隐喻自己和老婆夫妻生活的现状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