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很复杂，执业以来听到过老律师、新朋友的解读不下十种。有的律师说，当事人是律师的衣食父母；有的律师说，当事人是律师挣钱的工具；有的律师说，不事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而是极端的说法莫过于“律师是当事人最后一个被告”！

        总之，对于当事人与律师类似于“鸡与蛋”的关系，不但理论上无法说清，就我近几年来的实践来讲，也是一言难尽。

                法律“辅导课”

        一对六十出头、穿着得体的老夫妻到我的接待室咨询其儿子交通事故理赔事宜。事情的原委是，2014年5月16日，他们的儿子在送货途中被大货车撞倒，交警大队作出“大货车司机承担全责”的事故责任认定后，大货车司机跟老夫妻一家讲自己的车辆买过保险，要走法律程序状告大货车司机和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两者承担法律责任，才能获得赔偿。因此，老两口便想到来咨询律师，看看大货车司机说的对不对。

      听完老人家的说明，我心里就有数了：大货车司机说得没错。涉及车辆保险的交通事故赔偿在很多时候确实需要以法院判决为支撑，是请求保险公司理赔的前提条件。

      老爷爷问：“那么这种官司贵不贵啊？”

        从老两口进门后叙述事情前因后果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两人的文化水平比一般群众高些。针对老人的询价，我并没有直接回答：“老大爹，你们看着是有文化的人，这个案子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要是你们上法庭不怯场，可以自已代理，我这儿呢给你们做做前期的法律辅导就可以了。这样收费就很低的。”

      老奶奶一听我的解释，欢喜地回答道：“我们两口子都是乡村小学老师，去年刚退休的。文化有多高么谈不上，只是在村小工作，天天讲课嘛，总归还是练出点胆子来了。”

        我回应：“这样很好呀。律师服务就像医生看病，病重的就要打针、住院甚至做手术，如果只是感冒，开几包板蓝根冲剂也就可以了。交通事故的案子主要是赔偿计算和身份认定两个问题。其中，身份认定是正确计算赔偿数额的前提，这么说吧，按照我们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三个农民才顶得上一个城镇户口居民的赔偿金。你刚才说你儿子是在城里做工的，那么你们要去他做工的单位开个工作证明；你家要是在县城里习了房子，一家人是住城里的，也是可以证明的。如果你们想清楚了自已能够完成，那么单就法律辅导来说，收费就是600元。”

        老爷爷：“好的，我们明白了，一会儿回去就准备你说的这些材料，等准备好了再来找你。不过我们的工资要20多号才到账，到时候才能付款给你。”

        我：“好的。你们回去好好准备，证据不充分，我没法计算赔偿数额和制作证据卷。”

        老夫妻走后，忙完早点生意的小姨找我闲聊，听我讲完咨询情况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人家两口子可能就是“算命讨口气”，你什么都教给人家了，到时候人家不来找你怎么办？凡事要留一手。”

        小姨当然也是好心，但我还是被她的严肃表情逗乐了：“小姨，管他呢。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他们真要去找别的律师也无所谓。我敢打赌其他律师绝对要他们办理委托的，我可都说了给他们辅导相关知识后就不需要律师代理。他们真要多出钱，我也没办法。”

      小姨：“你呀，就是个书呆子，不知道现在社会的复杂。人心不古啦！我和你打个赌，看看这两口子到底是无影无踪呢，还是真会再来找你。怎么样？”

      我：“赌就赌。”

        从8月12日开始，虽说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那么凄惨，但是始终对人性抱有一丝美好愿望的我只要一到接待室就期望着老两口出现在我的眼前。

       就期望着老两口出现在我眼前。后来，因为博士毕业的事，我在9月7日左右离开M市，去长沙和导师进行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论文沟通。

       10月9日（周四），是我从长沙回来后第一天办公的日子，下午两点多钟，老两口居然出现在我的接待室。

        老爷爷:”律师，不好意思，我们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来过好几回啦，你都关着门，之前也没有留个电话，问了门口开饭店的师傅，他讲你出远门啦。“

       我：“是的，我出了趟远门。上次交代你们准备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老奶奶：“准备好了，儿子他们单位出证明啦！还有我家的房产证复印件也带来啦。”

       说罢,老奶奶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摆在我桌上。查验、确认全部材料都齐备后，我给老人家写了起诉状，并制作了证据卷。因为老人家打算自己代理儿子进行诉讼，所以我还专门给他们制作了《授权委托书》。最后，考虑到老人家可能说不清事故赔偿额的具体来由，按照《2014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有关费用计算标准》有关规定和医院出具的证明材料，我给两位老人写了一张“人身损害赔偿计算详单”，并再三叮嘱，万一在法庭上想不起来如何解释赔偿额结果的来龙去脉中，就把详单交给法官。

       全部事情交代清楚之际就是法律辅导课完成之时，临别时我又多重复了几句：“这个起诉状和证据还不能以马上交，你们要回去叫儿子签字摁印，还要填好《授权委托书》等，全部办完了才能去立案庭办理起诉。”

        两位老人边听边点头，老奶奶掏出600元给我：“谢谢啦！”

        第二天（10月10日）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两人又来到我的接待室，没别的事，一来为报告一声”法院立案了“；二来也是表达”再次感谢“。

        送走两位后，我兴奋地跑去小姨的饭店向她宣告：“我赌赢了！“

       小姨笑着说:”你去长沙这段时间这对老夫妻确实是来过的，看半天没有人就又走了。我是最近生意太忙了，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就忘记告诉你这个情况了。“

       我笑着逗小姨:”你这怕是故意的吧？“

       小姨：“哪有！这事儿啊，你做的是不错，但是可能会给自己找上麻烦的。外边一条街都是律师，你搞什么“难易分流 ”，不是个好事情“。

       当时认为只是小姨在危言耸听，后来才明白彼原来律师群体之间的相互争斗，也是此起彼伏的。

有关“饭局“

中国人见面总喜欢问一句：“吃 了吗？“

拉关系表感谢也多半喜欢备上一桌好菜，请来“撮一撮。“

如果说“吃喝“是中国人最为基本的诉求和情感纽带，那么”组饭局“则成了社交、办事的重要手段。清未吾庐孺在《京华慷慨竹枝词》中有一首《饭局》：”自笑平生为口忙，朝朝事业总荒唐。许多世上辛酸味，都在车尘马足旁。“描述了应酬饭局的劳累。事实上，中国人的饭局讲究最多，”吃喝“是个引子，”谈事“才是正题！一个饭局上，摆局的人招呼大家吃好喝好……酒足饭饱后，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开始“说正题”。

法律工作者作为息诉止争的要素，在基层群众眼中就是非常重要的“帮忙人”，”不能怠慢“也就成 了涉事群众处理与法律工作者关系的第一定律。对于群众而言，若家里出事要打官司，他们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不管好赖，必须请懂法且可以帮自己的法律工作者吃顿发的，礼数尽到了，人家自然上心帮忙。“因此，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围绕着”饭局“所发生的故事很多，有的让人感动，有的让人气愤……

“饭局“的用途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对当事人请吃饭有着天然的排斥，一是考虑到大部分司法求助的当事人经济上不宽裕，二是觉得律师应当和当事人保持适当距离，毕竟老话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但是，在M市这样的农业县级市，“请帮忙的人吃饭”是一种表达尊敬和求得心安的方式。倘若帮忙者拒绝了求助者哪怕是6元钱米线的请吃，求助者心里就会不踏实，担心帮忙人不会上心帮忙。换言之，就像病人总喜欢给医生送个红包以求得治疗中补尽心对待一样，遇到麻烦的人免不了请律师吃顿大餐以求得律师的竭尽全力。

刚进入M市调研时，我非常鄙视这种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饭局”，并身体力行拒绝了大部分的当事人的饭局。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一对年近七旬的老夫妻来到我的接待室，希望我代理二老状告婆婆的女儿和上门女婿侵害二老身体健康权的案件。原来，婆婆的丈夫去世后，在高铁建设工地卖凉水的婆婆和看工地的爷爷生出感情来。老爷爷就跟着婆婆到她家搭伴一起过日子。婆婆的这一举动在女儿和上门女婿眼里成了一种老不正经的胡闹。特别是看到婆婆和老爷爷耕种的玉米地收成颇丰后，上门女婿更是火冒三丈，指桑骂槐辱骂二老不说，还动手殴打了两位老人。

二老被打惊动了整个小山村，村主任从山脚下请来了派出所民警。派出所对上门女婿作出拘留１５天的行政处罚。二老则在村主任的帮助下到M市医院进行了治疗。

二老伤愈出院回家后，上门女婿却不愿意赔付医药费。婆婆在老爷爷的说服下，想打官司讨个公道。

一方面案子非常简单，另一方面考虑到两位老人生活不易，我合计了一下，报价2000元代理费。二老对这个价格很满意，可签完委托协议后，老爷爷抬着水烟筒咕噜咕噜吸了半小时都没走，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很纳闷。

我：“老大爹，你是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爷爷：“2000块是不是包干价？请法官吃饭的钱是不是要另外给你呢？“

我：“是包干价呀！再说了法官也不会接受请吃的，国家有规定，法官不能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请客送礼的。”

老爷爷地：“哦，真的吗？我亲生儿子犯罪被抓去判刑前，我找过律师的，律师除了代理费，还找我要钱了，说是要请法官吃饭。所以我问问你是不是饭钱还要另外再给你。”

我：“老大爹，这个肯定是律师胡说八道的，我报价2000元代理你们两个人的案子，就是只要2000元，其他一分钱我都不会再要你们的。你们放心。一会儿我把状纸写好，你们摁好手印，咱们就去立案。”

老爷爷：“好呢。那我们就放心啦!”

我：”代理费就是谈好的这个，等会儿我们去立案时，你们还要交一下诉讼费，这个钱是法院预收的，等官司打完了，法院会退还你们的。“

老爷爷听完连说三个“好！“

之后的立案非常顺利。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律所介绍信起到上次处理纠纷的派出所，了解二老被上门 女婿殴打的具体情况。查验了我的介绍信和律师证后，民警同志将卷宗拿来给我看，但当我提出想复印时，接待民警却面露难色，解释说：“这个卷宗只能法院来调取，律师不能复印。“尽管民警的说法完全没有法律根据，但对于山区派出所而言，他们的谨慎无可厚非，并且人家已经让我充分查阅了卷宗材料，一味要求他们执法服务水平达到北上广标准，无疑是不合适的。记下关键要点，向热情帮助的民警致谢后，我就打道回府，着手制作申请法院依职权向派出所调取卷宗的司法文书。

当办案法官告知我开庭时间定在12月16日时，我欣然答应。事实证明，初出茅庐的我确实经验不足-----因为博士毕业论文的事情，12月10日我必须前往长沙并逗留两周。当我将这一情况告知办案法官时，她表示理解，并安慰我说她会在审 限范围内往后调整开庭时间的。因为办案不多，我以为法官调整个开庭时间轻而易举。后来才知道，在M市这样一个农业县级市，除了市政府所在地的城镇方便送达传票外，去山区送达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因为即便现在都有手机，但很多时候下地干活的山区群众舍不得带着手机劳作，所以法官上班时间电话通知往往找不到人；就算带着手机下地干活，看到陌生来电大多也不敢接听。因此，修改定好的开庭时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很多时候法官只能亲自驱车前往当事人所在的村寨，通知当事人到庭。而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涉案群众不识字又不会说汉语的情况不在少数。法官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找到村主任，然后请村主任当向导加翻译才能完成传票送达。

二老及上门女婿的改期传票就是在村主任土的帮助下才得以送达的。

后来的事情却朝着很戏剧化的方向发展。12月16日一大早，二老及其上门女婿居然都去了M市法院。原来双方都误以为法官要求12月16日去一回，元旦之后的1月6日再去一回。

法官一看双方都到场了，加之又是亲属纠纷，就决定直接开庭处理。事实上，办案法官非常优秀，通过她对上门女婿的说服教育，上门女婿和二老当场达成和解，女婿不但向二老赔礼道歉，还奉上 了起诉状中要求的全部医疗费。之后，法官还跟二老说：“这个案子已经处理好了，杨律师因为有事情出差了，等她回来你们找她退一下律师费用。”

老爷爷地：“她会不会退给我们呀？“

法官：“你们去找她把情况说清楚，她应该是会退的，要是她不退，你们来找我就行了。“

2015年1月6日八点左右，二老来到我的接待室，将民事调解书交给我并述说了审案的经过。我听了非常高兴，为法官的体贴周到和为民服务的司法精神深深打动。

我：“老大爹，钱我肯定退给你们，法官的处理非常到位。“

老爷爷笑着说：“是呢，法官帮我们做主了，老伴儿上门女婿这几天对我们比过去好多了，法官教育得好呢。“

我：“嗯，我现在就把2000元退给你们。”说罢我就从皮夹里拿出2000元交给老爷爷。

老爷爷：“你退一部分得了，我们很感激你和法官呢，现在案子了了，我们两个的意思是想请法官吃个饭。”

不太会说汉语的婆婆在一旁笑得特别甜。

我：“老大爹，法官依法裁判是她的职责，之前没有请她吃饭，人家还不是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得好好的，现在她也不需要你们请吃饭的呀。依法办案是她的职责。”

老爷爷：“这个法官是女的，人太好了！我们真的太感动了！”

我：”好啦，问题解决了就好。以后好好过日子。党和政府的政策会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的。“

老爷爷：“律师你帮我们写了诉状，也做了工作，我们老两口请你吃个饭，行不行？“

我：”不用了，你们二老不容易，吃饭就不要了。心意我领了。“

老爷爷：“你们都太客气 了，你是帮我写了状纸的，不吃饭的话，这400元你务必收下，写纸就是要200元一个呢，我们还是问过几个律师的啦。“

老爷爷说罢，从我给他的2000元中抽出四张百元钞票摆在我的桌子上。

盛情难却，我收下这400元的“饭费“后，老两口又多声道谢才离开我的接待室。

这是我“菜鸟“时期最暖的一次代理经历，同时也是我后来的律师生涯中不断鼓励我坚持奋斗的力量源泉。每每遇到困难与不公，我总会想起这个没有完成的小案子，为办案法官的司法为民而感动，为老两口的朴实真挚而感动。这些温暖的小瞬间，让我对依法治国的实践有信心、有动力。在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小案子中，法官与律师相互支持，践行了法律共同体”服务法治“的理念。我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