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 ……。”
“喝，接着喝……。”
酒吧里，一个不知名乐队歇斯底里地唱着摇滚歌曲，打击乐铺天盖地而来，震耳欲聋。客流随着音乐高潮不断增加，不必拉客，已是堂堂满座。
无数道光怪陆离的光线从各个角落射下来，雨露均沾地眷顾所有的客人的身体，在这里，没有人会问你的身份，人人绮丽。
深紫色的沙发上，几个中年男子在对另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男孩劝酒，手时不时地放在身旁女伴背后搓揉。
“喝啊，再来一杯……。”
“当着女人的面，有点尊严好不好。”
男孩端起酒杯，有点局促，仰仰头一口干了。低头，又被添满。
我冲上前去，拉起男孩就走，走出不远，他挣脱。
“姐，我如果想在这个公司干下去，就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
我说：“兄弟，这样的朋友咱不交，这样的工作咱不干。”
尊严？何谓尊严？难道就是哥们式的拉帮结派？英雄式的推杯换盏？游戏式的挥霍无度？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用过“尊严”，但我想，我是见过的。
去年春节前夕，踏上漫漫回家路的那晚，我早已磨练好的一颗铁心，还是被汹涌的人流挤的粉碎。
终于上了火车，车厢里，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我的头顶瞬间低旋着一堆庞大鸟群，叽叽喳喳亢奋的叫着。
我弯腰弓背，用手臂尽可能地撑起一个身子的宽度，口中念念有词：麻烦让一下，踩到你了对不起，拜托让一下。
一般是极少有人回应的，或是嘈杂的环境，令他人根本听不到你的请求，或是这心烦气躁令人根本不愿搭理你。若想穿过过道找到座位，全凭力气。
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女人，用嘹亮的嗓门对我喊道：“小姑娘，你往前挤呀，使劲挤，你不挤你永远别想过去的呀。”
我以为她好心提醒我，正有感谢之意，没想到她紧接着说：“你别总站在这啊，我的腿没法伸了，你踩到我怎么办？出门在外，就是靠自己喽，你这点本事都没有，还出来干什么……。”
无数只苍蝇在我耳边飞，我听不到她说什么，钻地缝似的从人群中挤出，坐到自己位置上的那一刻，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流了满面。
没办法，从北京到家乡，全程13个小时，火车一天仅此一趟。老家城小地贫，外出打工的人流量占全市总人口的3/4之多。春节左右，就是人口大迁徙活动。
随着火车的起动，想到很快就能到家的喜悦，我的心情慢慢平复。虽没能买到卧铺，但看着过道上站着那么多人，还是心怀感恩。
火车走的很慢，每到一站都会停段时间。迷迷糊糊中，我发现自己的脚边不知何时多了位中年男子。
那男子身穿深灰色棉袄，中襟拉链断了，衣服大大咧咧地在身前敞开着，胸前的口袋脱了一角的线，隐约能看见露出的一块皱褶纸巾。他的皮肤很暗，一颗黑痣突兀地立在鼻梁一侧，眼神依然有光，是那种马上能见到妻儿，一家团聚的希望之光。
春运的火车上，最不缺少这光。
看他年纪应与我父亲般大小，正想与他搭句话，还未开口，便听到身后几个男人叫囔着往这边走来。
“哎，让一让让一让，怎么能坐在地上，要不要脸？有没有尊严？还让不让人过？”
只见他一个趔趄从地上站起来，嘴里重复着：“您过，您过，您打声招呼我就起了，不耽误您。”
那几个男人，一脸嫌弃地，横着眼迈着大步过去了。
之后，灰衣男子拍了拍衣服，说了句：“我就是一个穷农民工，我要什么尊严。”说完，又重新坐在那块刚刚被踩过的土地上。
途中，我欲让座给他，好让他能坐在位置上休息一会，他几次拒绝，对我说：“别让了，我一老爷们坐地上没事，可不能让你这小姑娘坐地上。”
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憨厚的微笑，眼角的皱纹随着肌肉的运动上下抽动着，丝毫不见方才被人为难所留下的不安。
交谈中，我知道他常年在北京打工，辗转各个工地，因为年龄偏大，膝盖又遗有风湿，常常受人脸色，早已习惯了。
他家有三个孩子，老大从小患有小儿麻痹，腿留有残疾，老二已嫁人为妇，最小的儿子还在读高中。家中老母亲瘫痪在床，三年了，难为孩子他妈天天照顾……。
他说起这些，神情并不凝重，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好似讲的都是别人家的事情。
他说儿子成绩好，来年准能考上大学，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念大学拿文凭，可不能像自己一样。
他的嘴角始终带有一丝微笑，那微笑好似在说，看，再穷再难能怎么样，还不是就这样过来了。
那微笑是大冰笔下的星辉闪光，因为这一刹那，他变得永恒或伟大。
那微笑很酷，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依然举起双手迎接生活的曙光。
那微笑很有尊严，是一个男人，用纤瘦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勇敢。
不悲观，不放弃，有担当，有念想。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长脸的事情。
尊严是什么？
尊严是石油大王哈默，在极贫困饥饿时，还不忘要先劳动，再吃饭。
尊严是王小波口中的，你走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而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
几天后的晚上，收到男孩发来的短信：“姐，我又找到工作了，送快递的，不缺钱，不辛苦，放心吧。”
我回：“好！”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