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贿赂最害人，严嵩贪钱尚不及清官徐阶多，却落得千古一贪骂名

《金瓶梅》假托宋事，暗讽晚明官场，书中权势最大，贪贿最多的便是蔡京。蔡京折射的人物原型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严嵩，所谓“干儿门生，遍布天下”。这些干儿门生中，有的是地方大员如胡宗宪，有的是朝中重臣如罗纹龙，有的也像西门庆这般地方上亦官亦商的暴发户，对严嵩无不逢迎攀附，以期在政治上有所依靠。

有明一代，除朱元璋在位时，严刑峻法官吏贪墨有所忌讳，其余时期都产生了诸多富可敌国的蠹虫。严嵩作为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贪官，其贪污索贿所得在整个明代贪官中真的首屈一指吗？且看下图。

以上是四个人被抄家之后的盘点情况，严嵩所贪金银远远比不上其他三人，但在艺术品一项上，又远远超过其他三人，姑且不说几万把各式珍奇扇柄，仅从古今名琴、古砚、古铜鎏金器、书籍碑刻、字画手卷等品类上，便知严嵩所贪珍奇物品均是无价之宝，很多没有办法用金银衡量。

铲君之所以把这四人放在一起比较，原因有二，

其一，四人在做官之前均家境清贫，除了俸禄之外，抄家所录财货均可被认为是贪贿得来，是没有异议的非法收入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刘瑾在进宫前一无所有，本姓谈，后来因家贫生计无着落便冒用别人姓名自宫当了太监。

钱宁算是“官二代”，不过其父官忒小了点，云南边境的九品巡检官，俸禄微薄朝不保夕，钱宁便找机会跟一太监做仆人。

江彬则是行伍大头兵出身，最后因为战功升到游击，属于较低品级的武夫，上有天花板，一辈子干到老而已。

严嵩家境十分贫寒，即便中了进士之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在钤山堂读书时曾有诗云“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足见其生活之窘迫。

其二，四人在发达之后贪贿的特点跟其自身学识有极大的反差。刘瑾、钱宁、江彬三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粗人，太监、仆人、武夫，凭着机缘巧合，在荒唐皇帝明武宗的关照下迅速发迹，因眼界有限，学识不多，价值取向便也不同，贪贿自然看金银多寡。

严嵩不同，胸有锦绣文章，琴棋书画造诣颇高，所以贪贿之物中多带着雅趣，按现在的说法是收的都是下人投其所好的雅贿。

事实上，严嵩贪墨金银不但比不上以上三人，就连明代口碑正面的官员，朝野之间公认的“清官”也比不上。严嵩倒台后取而代之成为内阁首辅的徐阶便是一位，徐阶满腹经纶，探花及第，累官至内阁首辅、少师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官声极佳。不过从后世的研究来看，其纵容家人横行乡里，用贪墨金银购置大量田产，达24万亩之多，折合白银54万两，从金银田产数目来看，徐阶所贪远远超过严嵩。

为何一个严嵩落得千古第一贪，徐阶却是被朝野称道的“清官”？原因有三：

其一，无论是狼贪还是雅贿，都是贪赃枉法，且被高雅遮蔽下贪贿危害性更大。雅贿是近些年才有的说法，但“媚赂”一词古已有之，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别于纯粹的金银贿赂，无论是香车美人，还是竹木牙角、善本字画，最高雅之物与最卑劣之行为结合在一起，都属于精神贿赂。尽管严嵩对金银的欲望不是很大，对田产也没有多少购置兴趣，但对艺术品的索求和对金银的索求一样贪得无厌，且古玩珍奇之物大多为世间家传至宝，不能简单以金银衡量，严嵩所贪之物，无不是下属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破家殒命所得。因此，示范性极其恶劣，激起的民怨非常之大。

其二，严嵩贪婪狡诈，以雅好为名，行贪渎之实，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严嵩之贪婪，不因其所贪是古玩艺术品而有任何改变，其狡诈在于不贪金银，贪的都是世间珍玩，是以品行狡诈。同时严嵩好名，写得一手好青词，书法温文尔雅，对文人礼贤下士，背后却作出为朝野所不容的肮脏勾当，属于典型的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官场“两面人”最为世人所唾骂。

其三，严嵩家风不正，门生故吏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严嵩便是嘉靖一朝藏污纳垢的“总后台“。无论是亲儿子严世蕃，还是远在清河县的义子西门庆之流，无不因严嵩权倾朝野而为非作歹，骄奢淫逸，无法无天。严嵩身居高位，对金银自然不值一哂，但其弱点在于博名好雅，门生故吏无不投其所好，在金银之外供奉诸多古玩艺术品。严嵩好雅而无自知之明，任由家人、门生在各个岗位巧取豪夺，应该说每一件古玩艺术品上并不都是高雅的艺术结晶，而是备受压榨的底层血泪。作为晚明官场藏污纳垢的总后台，严嵩之贪，不是其一人所贪，而是整个内阁首辅百官之贪，是家人门生之贪。按现在的说法，其作为主官，污染了政治生态，带坏了社会风气，应负晚明官场黑暗腐朽，贪渎盛行的主要责任。

精神行贿最害人，刘瑾、钱宁、江彬之流哪怕贪的金银再多，只是表面上的无法无天。严嵩之贪，看似高雅实则奸诈，哪怕俯阙认罪忏悔之时，都有可能狡辩为“被别有用心之人以雅贿拉下水”，对其自己的原罪却反思极少。

人性的贪婪并不以所贪金银或艺术品而有高下，若是严嵩内心无贪欲，又为何被抄家抄出那么多古玩艺术品，又为何落得千古骂名。

 古一贪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