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一个大一统时期，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拓展，使汉代作家充满了豪迈的情怀。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即两汉文学。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汉代的作品，追求广博的容量、恢宏的气势，使人产生崇高的巨丽之美。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主要包括散文、汉赋和诗歌这三类。
一、散文
两汉散文，除了《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主流是政论文。它们文风朴实厚重，内容贴近时事。汉初贾谊情感浓郁，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都是散文经典。
1.《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
《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
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
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
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
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
2.《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3.政论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于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
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
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二、汉赋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风格是大赋、小赋、骚体赋相辅相成，特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一种新体制。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将诗歌融入其中。
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
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汉赋最高成就。他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子虚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伟貌奇观，光华璀璨，使人如临其境。《上林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以压倒齐楚两国，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腻，辞藻华丽，结构谨严，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卓绝汉代。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三、汉代诗歌
四言诗在汉代继续沿用，但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在西汉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五言诗抒情诗的典范是《古诗十九首》。西汉已出现大量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和军乐的影响，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当然此诗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诗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坚贞纯洁；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此诗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其作者不明，后人泛称为“古诗”。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文选》，后人遂以“古诗十九首”称呼它们。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写相思之情，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首先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又如《迢迢牵牛星》一诗，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现生命短促，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满百》等。其他如对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贫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于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毫不矫饰，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达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语言朴素明快、精练生动、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特点鲜明，值得一提，那就是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
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