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肯定要出乱子的，我告诉自己。而我言中了。
但我还是忧心忡忡。因为我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总是忧心忡忡。这一切对我来说太新奇了，也太不寻常了。同志们是怎么知道即将诞生历史性时刻？在我的概念里历史性时刻都是偶然发生的。就像流星，总在无人预料之时坠入地球。
但如今同志们灌输给我一种更好的观点：你说的那是前朝旧事。今天一切都变了。我们不是等待事件的发生，而是创造它们。我们是—如斯大林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你还要学习。在我们这儿你还有很多要学的。别再提没用的问题了。你就坐车过去，一切自会顺利展开。
我去了。到现场我才得知，波兰和东德的国家首脑将签署一份协议。棒极了。事关奥德河和尼斯河两岸的万世友谊。太好了。就像人们所说的，这将永久有效。这当然是一个史无前例，名副其实的历史性时刻：凭借两个签名，仇恨的边境将会变成和平的边境。自创世以来第一次，上天的疏忽终于得以修正。从现在开始—成千上万个喇叭中雷鸣般地狂吼着—一切都将改变。
表面上我得知了这个讯息，但我的内心却有个声音告诉我，协议只不过是一纸文书。我学过历史—在充满理性氛围的瑞士—而且也知道，人们习惯于撕毁协议。或者焚毁。每隔一段时间就如此。且是在群情激昂的大众面前。那些时刻是不是历史性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到事后才能判断…啊，上帝啊。历史学家真是个承重的包袱。
但不管怎么样我努力驱逐自己的怀疑情绪，让自己投入到技术细节中。比如如何对着麦克风讲话，嘴唇与话筒间的距离为多少，讲话的音量和语速如何控制，我调整自己，但觉得非常不自在。我脑袋生疼，但我将此归罪于天气。
潮湿的大雾漂浮在法兰克福上空，天气寒冷难挨。城市处于一片废墟中。只是在主广场周围 — 我想，它叫斯大林广场 — 矗立着一些完好无损的门面。脸色苍白的人群如波涛般在街道间汹涌澎湃。他们衣衫褴褛，面无表情地走向战前的市中心。
我决定，要将我的报道变成世纪之最，一次关于人类辉煌时刻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报道 — 但我心情压抑，不在状态。尽管如此，我还是将麦克风拿在手里，整理了笔记，严正以待。
肯定要出乱子的，我告诉自己。而我言中了。果真出乱子了。真是谢天谢地，否则我就真会成为一名记者。一个党的御用宣传员…
一切都出人所料。令我吃惊的是，原本无精打采的人群忽然间如火焰般激昂，因为一个词“历史性的”。当广播宣布，“今天是欧洲历史上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大众沸腾了。“值得欢呼雀跃的时刻到来了”，果真如此：人们开始咆哮怒吼。似乎整个法兰克福都失控了—“因为新的纪元到来了。大家互利互助如兄弟，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新时代到来了。”广播里的声音震耳欲聋，人群如炽烈的火焰开始燃烧了。至少在我的眼里是如此。
之前我一直认为存在着两种热情的表达方式。大陆保守式和地中海狂热式。后者深植于人的血液之中，我觉得。它潜伏在皮肤中，等待“破土而出”。时机一到，人便能一下子就冲破自我束缚。他会呼天抢地地喊叫，怒撕自己的衬衣。他会大哭或者抽泣或者因难以遏制的激情打落旁人的牙齿。
除此之外—我曾以为—只剩下大陆保守式，人的嘴角优雅地微微上扬，借此表达自己的赞同。或者凭借复苏的手，而这只手此前经化学洗剂清洗后整日待在冷冻室里消毒。整合起来，人是这样表达自己的赞许之情的：嘴唇弯曲成无法察觉的微笑，然后，身体靠向椅背，同时开始拍手或者点头。
但在奥德河边的法兰克福我却见识了热情的第三种表达方式—革命性的。那是有组织的狂热。受左右的无所顾忌。可供大众传媒报道的抑扬顿挫的疯狂。
人群汹涌流过，高唱着赞歌，那赞歌简直就像铁锤般砸在我的身上。人们像经过排练的芭蕾舞演员般踉踉跄跄地穿街过巷：一百万条尖刻的声带，如火车般和着蒸汽车头的节奏隆隆驶过。
在奥德河的法兰克福人们纠合了五十万德国人，又用货车和特加列车运来了同样多的波兰人。他们如合唱团般地喊着，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工人阶级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又一次，我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我只需伸出手就能触摸一切…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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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本来源：
《Kiebitz》 Andre Kaminski Insel Verlag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