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告文学集《黔村行记》
作者：颜同林《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10日 14版）
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与火热而复杂的时代生活同频共振，像晴雨表一样，可以真实、客观而又迅速地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潮流与实践。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集《黔村行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沿袭了作家行万里路、眼见为实、多看多思的创作理念，是他历时一年多在贵州数十个县区开展一线调研的新收获。作品尽管在题材上只涉及贵州乡村，但在理念上仍然关注全国范围内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背景，彰显了上下贯通、点面结合、以小见大的思维之力。在走进黔村之路上，作者重点将目光聚焦于一二十个特色村寨，紧紧抓住脱贫攻坚后农户返贫监测、人均收入、村企发展、农户还贷、产业兴旺等议题，可谓有的放矢、心系民生。
村落叙事的篇章结构，连接着历史与现实、城镇与乡村，这是《黔村行记》的一个鲜明特色。村落叙事在当下同类题材文学中并不鲜见，这样容易将社会风貌、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安置在特定的时空中，以既“见木”又“见林”的方式呈现出时代变革。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村庄叙事一以贯之，每一个单篇都涉及几个黔地村庄。比如《高原醒了》中涉及花茂村、刀靶村、团江村、坪塘村、化屋村、普梯村等一批特色村寨；《风景这边独好》涉及脚尧村、白岩村、石板村、瑶山村等村寨。《天堑变通途》则是以交通为经纬，在公路、高速路、桥梁等书写的余墨中带出一些村庄，如与坝陵河大桥相邻的坝陵村，与花江大峡谷大桥为邻的花江村，或详或略，都以特色村寨见长。这些村庄独特而典型，既是现实中烟火弥漫的地理意义上的村庄，也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学的村庄”。它们被赋予了文学的典型意义，成为乡村振兴的响亮音符。这些村庄既作为贵州乡村的现实符号而存在，也作为文学书写的审美符号而存在。
在《黔村行记》中出场的人物并不太多，往往一个村庄只出现几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他乡土人物都是作为整体被虚化处理。在塑造人物或讲述人物经历时，作品的笔触真实而朴素，又有韵味。作者多年在黔地从事文艺创作的经历和背景，如写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如参与拍摄电影、电视剧等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被巧妙地融入其中，且与贵州乡土的变革历程和生活的基本面貌多维关联。作者用心描摹这片土地的风韵和习俗，用情书写这片土地的人与事，一边走村过寨，一边见人见事。乡村能人、新人，以村干部、驻村书记和创业行家里手为主体。在人物访谈中，作者还往往召开各种形式的院坝会，将乡村的人物进行点面结合，从而了解更多的村貌和民情。在刻画人物时，立足乡村能人新人的事功、作为而不惜笔墨。村寨干部、创业能手、普通劳动群众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有产业、有干劲、有憧憬是他们精神风貌的底座。作品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乡村振兴的柱子立在乡土之上，延伸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他们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黔村行记》还立足乡村振兴的产业、变迁来书写，全书的基调欢快、明丽。譬如《天堑变通途》《高原醒了》叙写自己开车调研之旅，或明写或暗写贵州交通之变，大有轻舟已过千百村的快意，从花茂村到普梯村再到红星村，纵横多个市州，千村万户入梦来。《黔村行记》的主线之一是围绕乡村产业的大小、多少来切入，有回顾也有远眺。《高原醒了》以“醒了”立意，突出经济因素，选材典型。《天堑变通途》以“交通”为抓手，一切因路而兴，立意深远。“我”行走在贵州大地上，满眼是黔地的新人新事。从村寨到村民，从过去到现在，“醒了”的高原、“变平”的贵州呈现贵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乡村振兴主题书写作出有益探索。
《黔村行记》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回答了乡村全面振兴如何在黔地火热实践的问题。这是一部为黔地乡村立足当下、追求美好生活鼓与呼的作品，饱含泥土的呢喃之音和大山的回响之声。
（作者：颜同林，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