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两个大土豪，名叫王恺和石崇，在互相比富。王恺把一株价值无以计数的巨大的珊瑚树拿出来在石崇面前炫耀，石崇冷笑一声，一刀就把珍贵的珊瑚树给砍了。王恺大怒，石崇却不慌不忙地一打响指，指挥仆人拖了一车珊瑚树来赔王恺，王恺值得认输。
而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了《世说新语》中，这两个土豪，都是西晋时期的人。这个故事的后续呢，有大臣把事件汇报给了皇帝，皇帝的回复总结起来就八个字：“关我毛事，爱咋咋地。”
从某些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就是一个混乱颓废的时代。对于三国末期，或是西晋的人来说，汉代的盛世已经是数百年前的久远故事。他们生长的环境，从小听长辈说的故事，也处在兵荒马乱的背景下。而如汉代之脊梁般的儒教，也在百年乱世的折腾中慢慢倒塌，司马氏虽然打着儒家的旗号，但实际的行为也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状态，在那个时代，也如同大汉的传奇一般不复存在。
三国末期，魏明帝曹叡托孤于司马懿和曹爽，本意在权利制衡，而司马懿之后便发动高平陵政变夺取了昏庸无能的饭桶将军曹爽手中的兵权，在这个关键转折点后，曹魏渐渐开始名存实亡，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了朝中的实际权力。当大臣们都忙于权术斗争时，这个时代却有一群名士，他们嗑药，长期沉迷于五石散，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酒鬼，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曾一边喝酒，一边对旁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吧。他们不在乎礼法，也不甘心听从当权者的指挥，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创造出了纵观中国历史而独一无二，只能远观却再也无法寻回的魏晋风度。
魏晋的君子们，厌倦了汉朝对儒教经典的繁琐教条的解读，他们开始重新拿起《老子》和《庄子》，从而开创了魏晋玄学。名士们聚集在一起，开始重新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以及对自然的重新回归。这从他们的行为中就能看出来，魏晋的君子们常常在山林中“啸”，让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与大自然的韵律达成和谐。最具盛名的竹林七贤，也便得名于七人常常在竹林中聚会。此时，礼教的束缚已经渐渐淡去，魏晋的名士开始重新追求人本身的自由，比如有人曾经不穿衣服在屋里躺着，来人了就说“天地就是我的衣服”。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在失去母亲之后极为悲恸，甚至到了吐血的程度，但他却丝毫不把礼教的规矩放在眼里，照常喝酒吃肉，因为他认为这种走形式和真正的孝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奇观，想必在其他朝代都再难见到，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最原始的真性情。
但魏晋的君子们不是无忧无虑的，也绝对不是什么也不在乎的真正的酒鬼。恰恰相反，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骨气的一群人。因为反对司马氏被杀的嵇康，自然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他在刑场上的一曲《广陵散》绝唱，自然已经是失传了的，而他不为外界所动的淡然的风度，更是再也不见踪影。司马氏想要与阮籍联姻时，阮籍直接两三个月连着喝醉，以这种不用言说的方式来拒绝与司马氏同流合污。而此后，很多名士也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宁可以喝酒来装作神志不清，也不去腐朽的朝廷当官。这种醉，想必不能说是快乐的，魏晋的名士，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之下，更有内心的理想，如果没有这种执着的坚守，他们也无法被称为是君子。
魏晋时期的制度，肯定是有其问题的。两晋时期士大夫阶级的权利极大，官爵代代相承，导致寒门才子无法有大的成就。而很多士大夫，又沉迷于清谈，他们日日夜夜的讨论哲学问题，为玄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却对朝政毫无帮助。隋唐的盛世，解决了很多魏晋时期的朝中结构的弊端，而魏晋风度，也随着历史的大潮，一去再也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