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北野武与妻子松田干子离婚。因为出轨在先，北野武给妻子留下200亿日元的财产，自己只留一栋别墅。72岁的他带着自由身奔向了情人。
1947年1月，北野武出生。那时母亲佐纪已经四十多岁，父亲菊次郎则年过五十。北野武幼年，城市里随处可见战争留下的废墟，还有休假的美国大兵。
50年代，日本政府号召国民节衣缩食，重建国家。 北野武家谨遵国家教诲，饿着肚子在贫困区讨生活。北野武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老祖母，佐纪偶尔打打零工，一家人只有菊次郎有固定收入。
北野武上小学时，佐纪总去帮班主任打扫做饭。菊次郎不满，问她是不是养小白脸。佐纪说：“你是完全不懂教育的笨蛋。”
菊次郎顶着另一个男人的姓氏，又在家庭中没有地位，终日郁闷沮丧。他沉迷于酒精和弹子游戏，借着醉酒向佐纪动手发泄。祖母站在佐纪这边，每次安慰她说：“对不起，我儿子混蛋，我宰了他。”
除过菊次郎，最让佐纪闹心的就是北野武。 因为信奉“教育能斩断贫困”，佐纪把钱都拿来给孩子买书和报暑期辅导。哥哥姐姐很听话，只有北野武不领情，每天只想着打棒球。
邻居大婶看北野武可怜，在生日时送他了一副棒球手套。家里屋子小，没地方藏，北野武把手套埋在屋后的银杏下面，玩的时候才挖出来。 有天，北野武挖开泥土时，发现手套不见了，土里埋着塑料袋，装着一堆参考书。
母亲认为北野武迷恋棒球是因为太闲，安排他去英语和书法补习班。家附近是贫民区，少有补习班，北野武去了三站地之外的地方补习。他骑自行车往返，假装去上课，其实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或公园，玩到时间差不多时再回家。
上中学时，很多孩子是从郊区富裕家庭来的，北野武穿着破衣烂衫，被嘲笑是“油漆工的小孩”。一次棒球赛，北野武和私立高中的孩子对垒，对方穿着风光的校服，一上场北野武就输了气场。球赛输的很彻底，那一刻，他觉得“人生而平等”是句屁话。
北野武在街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坐在街边，看街头商贩把人的钱骗进口袋。饿了就和类似的孩子混在一起，用绳子绑了木棍偷庙里的香油钱，或者把一家商店的货物偷出来卖给另一家。
帮派的人看到北野武在街上晃，就喊他：“不要乱晃，否则以后和我们一样。” 菊次郎不管，老师又管不到，只有母亲还在约束他。北野武不耐烦，气她：“你干嘛那个年纪还生我？”佐纪回他：“因为没钱堕胎。”
菊次郎想让孩子们学手艺，油漆匠水泥匠都好，结果孩子一个个都上了大学，成绩最差的北野武也考进明治大学工学院。
菊次郎整天抱怨：工人的小孩读什么大学，又赚不到钱。 北野武大学一年级时，姐姐结婚，母亲把准备的嫁妆藏在衣柜里。没几天，母亲发现钱没了——整整60万日元。报警、侦查，忙活一大通，佐纪才发现窃贼是自己的儿子。
北野武偷了钱，外出尽情吃喝一个月，钱花光才回家。全家人气疯了，母亲抓了一把刀扑向北野武，尖叫着：“我要杀了他，然后再自杀！”祖母冲上去夺刀，大喊：“不！他要死在我手上！”看着妻子与母亲抢着捅死自己的儿子，菊次郎坐在桌边品起清酒，嘿嘿笑出声来。
为了逃脱母亲的掌控，北野武开始打工，决定搬出去住。
大学二年级的春天，他趁母亲去工作，开着借来的货车，搬出行李。不巧在街角遇见了母亲。
“小武，你干什么？”“我要搬出去。”
北野武听见佐纪怒吼：“想走就走，绝对别给我回来，从今天起，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儿子！” 说是这样，但佐纪一直站在门外，茫然地看着货车消失在荒川对面。
朋友给北野武介绍了一处便宜房子，价格比市面低三分之一。房东是一个退休的老头，在自家土地上盖公寓，靠着租金勉强生活。
刚开始他每天起来做广播体操，没几天就堕落回原形，学校不去，打工的地方也不去。转眼房租欠了半年，北野武不好意思面对房东，每天偷偷摸摸爬窗出入。
冬季的一天，北野武睡到中午。房东敲门找他出去。北野武以为要撵他走，结果房东让他跪下，说他欠的房租全是母亲佐纪交的。半年前北野武搬家的时候，佐纪坐出租车跟过来。她找房东说儿子一定会欠租，如果有缺就告诉她。
六七十年代，越战改变了国际局势，学生运动也从美国、法国传入日本。 1968年春天，北野武参与了东京的“革命阵营”，理由只有一个：有谣言说，在路障的后面人们可以自由地做爱。
学生运动闹得火热，北野武却只在路障附近晃悠。 大学被学生运动搞瘫痪了，北野武在校园里无事可做，经常泡在茶室里打麻将赌钱，买醉，看剧团的演员为了不同的戏剧观动起手。
大四读到一半，北野武心血来潮，决定中断学业，转行去做搞笑艺人。 7月盛夏，北野武穿着短裤背心去了浅草。那里到处是剧院、音乐厅、酒吧、夜总会，很多艺人常去消遣，比如三岛由纪夫、小津安二郎、高仓健。
北野武找了几份短工，后来应聘成为“法国座”剧场的电梯小弟，剧场以两场脱衣舞秀之间的讽刺表演出名。他需要中午前到剧院，擦亮电梯、大门，打扫楼梯。剩下的时间杵在电梯里，对着客人微笑，以及按电梯。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潮湿的隔间，表演梦想遥遥无期。
“法国座”的老板是深见千三郎，早期是全能艺人。老板乘电梯时，北野武就夸他的想法好，慢慢成了老板的徒弟。 深见教北野武演戏、唱歌、吉他、跳舞，还有踢踏和刀剑。他告诫北野武：“一个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的演员，不是真正的演员。”
一次喜剧演员生病，找人代班，北野武抓住机会，他自己化妆，穿上女人衣服，上台演了一个变装癖。师傅觉得他演得很好，北野武又第二次登上舞台。 他一直在台上扮演师傅脑中奇奇怪怪的角色。
北野武豁得出去，所以不愁吃不上饭。 在浅草表演了两年，另一个演员找他组成搭档，表演“漫才”，北野武扮演恶毒吐槽的人，搭档扮演心不在焉的傻瓜。也就是日后风靡日本的“拍子武”与“拍子清”。
很快，他告别师傅，离开了“法国座”。 有次北野武表演时，台下坐着邻居。表演结束，邻居问北野武有没有回过家，说佐纪已经知道他在说相声。
北野武跨进五年没进的家门，母亲第一句话就是：“艺人什么的你趁早别干了，我们家有奶奶这个教训就够了。” 佐纪发了一连串抱怨，说供他上大学、付房租，最后却只有背叛。北野武一直对着母亲道歉，想着赶快红起来，好让她闭嘴。
很快，北野武和搭档签约经纪公司，踏进了电视圈。用他的话说：“幸好没才华的人这么多，让这件事没有想象中复杂。” 两人越是低俗，评论家越是讨厌，观众就越是喜欢。电视台里出了禁止使用的词汇，北野武和拍子清完全不管，被罚几个月不能上电视。但观众喜欢他们，每次两人都能回来。
1976年两人获得了“NHK全国漫才冠军大赏”，电台主管想让他们主持新的节目。北野武越发自信，他喝大了上节目，在全国观众面前把裤子脱了，露出屁股。他被NHK开除，但几个月后又带着新的节目回归。
1978年，北野武与干子结婚，他带着干子去见母亲。佐纪只问了他挣没挣到钱，说：“不存钱，到时候来找我可是一分钱没有。”临走又让他每月送十万日元来。 北野武憋了一肚子气，许久没回家。
等电视演出的酬劳超过百万时，他给家里打了电话。是母亲接的，问他有没有挣到钱，北野武说：还可以啦。佐纪立刻说：“那要给我零用钱。” 北野武准备了三十万现金，请母亲到寿司店，准备给她一个惊喜。佐纪收到钱却嘲讽他：“这么一点？不过三十万块钱，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 两人不欢而散，他发誓再也不回家。但他告诉了母亲电话号码，那次之后，过两三个月佐纪必定打来电话要钱。
1983年，北野武已经是知名的电视明星。想起师傅在浅草很有名，但主流媒体却没多少人认识，他带了些小钱去拜见当年的恩师。
深见千三郎很感动，那晚他拉着北野武跑去每一个店家，宣扬弟子的成就，又在好几家小酒馆喝了酒。 凌晨，师傅买了烟酒，醉醺醺回到家里。天亮前，那间小公寓起火。警察在门房附近找到深见千三郎烧焦的尸体，调查员在屋里找到一个烟屁股，说很可能是没有熄灭的烟引发了火灾。
几小时后，正在电台录节目的北野武得知消息，震惊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多年来，他几乎每天跳踢踏舞向师傅致敬。
师傅去世后，北野武收了一群家臣，他们是电视上的队友，大多没读多少书，出身贫穷。这个团队被称为军团，成员称北野武为“大人”。
1986年，《星期五》编辑社的狗仔截到了北野武的年轻女性朋友，几个人用粗暴的方式攀谈，被女孩拒绝。狗仔强行围住女孩，起了肢体冲突。挣扎中，一个狗仔的录音笔划破了女孩的脸。事后编辑社把女孩的照片发出来，捏造了一些细节说明，说她是北野武情妇。
北野武看到新闻，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老子要亲自去你们那儿一趟。” 他从军团里挑了11个能打的，冲进了《星期五》编辑部。编辑部也有12个人，但没有战斗能力，被北野武军团按住痛殴。北野武一边打一边喊：“我杀了你们这群混蛋！”打砸过后，军团的人抄起灭火器冲办公室乱喷一通。 事后，任何一则报道都没能还原当时的残暴程度。他和军团成员被判6个月监禁的刑期，缓刑两年执行，半年内被禁止一切电视活动。
没多久，另一家杂志社爆出了北野武出轨。用他的话说：“我被她深深吸引，以至于我放弃了酒精和其他的女人。” “星期五事件”连带着出轨，北野武几乎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全日本的媒体。
得知北野武被判刑，佐纪对媒体说：“要判就判死刑吧。”北野武很生气，打电话问她什么意思。佐纪说：“不那样讲，世人不会罢休啊。”
暴力事件过后，北野武第一次做电影导演，拍了《凶暴的男人》，片子获得当年日本电影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主角奖。
1994年，北野武出了一场车祸，半边脸嵌进路边护栏，碎个稀烂。伤势非常严重，医生说很可能救不回来。在医院的朋友为他落泪时，北野武意外醒了过来，拒绝了医生的开颅建议。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没能出轨，妻子守在病床前，两人度过了婚后最亲密的一段时光。
1997年，北野武执导的《花火》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黑泽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有一句：“日本电影的将来就拜托你了。”
北野武找来最早的漫才搭档“拍子清”和几名军团成员，拍了一部致敬童年与父亲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电影上映时，菊次郎去世整整20年。
北野武和父亲几乎没有交流，只有一次菊次郎带他去看海，想要在他面前炫耀游泳技能，结果差点淹死。 父亲去世后，想起往事，北野武有了新的想法：作为父亲，应该成为孩子人生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父亲也不应该畏惧被自己的孩子憎恨。
1999年，母亲佐纪已经95岁，因为骨质疏松入院。她让北野武去医院看她，嘱咐他给医生护士买些购物券做人情，再给她带30万的零用钱。
北野武进了医院，佐纪向他吐槽医院的老人，说他们又老又蠢。北野武准备离开时，佐纪的眼眶突然湿润，握住他的手喊他的小名。北野武安慰她说还会再来，佐纪又强硬起来，说：“葬礼在长野举行，你只要来烧香就好。”
姐姐送北野武离开医院，说母亲只是故作严肃，其实高兴地掉眼泪。临别，姐姐给了北野武一个脏脏的小袋子，算是母亲的纪念遗物。
北野武买了一罐啤酒，跳上火车。他打开袋子，里面装着用他名字开的储蓄存折： 1976 年4 月× 日 300,0001976 年7 月× 日 200,000…… 最新的日期是一个月前。从北野武要的钱佐纪全都存着，存款接近一千万日元。
他想起哥哥说的话：“妈一直很担心你，说艺人也不知道哪天会走下坡。那小子蠢，赚的钱都会花个精光。” 1999年8月，佐纪去世。 葬礼上，北野武编了很久笑话。他想着母亲火葬时，可以说上一句：“帮我烤成三分熟，谢谢。”
但最终他一句笑话也没讲出来，只是在讨厌的媒体面前放声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