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Noema Magazine上2020年12月的一篇文章“Prosthetic Memories, Writing Machines”
作为一种外部的、越来越智能的记忆形式，人工智能可以拓宽书写系统对人类思维物理边界的影响。
7月，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大张旗鼓地发布了其最新的语言生成器GPT-3。GPT-3，即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3（生成型预训练变换器），使用深度学习软件和神经网络来创建人类可读的文本。在整个互联网上，人们纷纷用它创作诗歌、戏剧和其他文学形式，给它输入从莎士比亚到苏斯博士（Dr. Seuss）的所有内容。GPT-3收集了大量的文学数据。
正如人工智能的新发展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专家和公众争相评估这种语言模型的创造性复杂程度。尽管它的语言流畅令人印象深刻，但该程序最终还是差强人意：它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文章，所以它写得越长，就越不连贯。
在人工智能可能对创意作家构成生存威胁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书写工具。像所有书写工具一样，它挑战了人类思维边界的概念。
各种书写系统使无形的东西具体化了；将想法收集到档案中，它们是外部记忆的基石（building blocks），可以将思考（thinking）转化为思维（mind）和数据库之间的交流。作为假性记忆（prosthetic memories），最早的书写形式可以理解为信息检索和分析的祖先，这是当代机器学习的特征。人工智能提供了使用数据库的新方法——新的思维和创造方式。
通过扩展人类的认知能力，写作有助于维持深刻的文化变革（cultural transformations）。人工智能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正如读写能力的不平衡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用书写工具讲述的故事，对于文化变革来说，与书写工具本身一样重要。
数据库和扩展思维
2017年，艺术家、自封为“非传统数据科学家”（gonzo data scientist）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驾驶一辆卡迪拉克从纽约到新奥尔良，车上装有一台计算机，该计算机安装了人工智能软件，该软件在三个文学语料库上进行了训练，包括科幻小说、诗歌和“荒凉”（bleak）文学，以及Foursquare位置数据。他对算法进行了编码，并整理了数百本书的档案，以塑造人工智能的语言矩阵（linguistic matrix）和审美情趣（aesthetic sensibility）。在谷歌的支持下，他在车上安装了麦克风、时钟、全球定位系统和车顶摄像头。
当古德温驾驶这辆车向南行驶时，神经网络系统从这些感官输入中合成信息，并以一种诗意的习语生成写作，让人联想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空闲意识流散文。一路上，来自传感器的数据激发了时而抒情、时而超现实的句子。
人工智能的文字被打印在长长的收据纸卷上，旁边是它们生成时的时间戳，最终产生了《1 the Road》，古德温称之为“英语中最长的小说”（the longest novel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1 the Road》既是文本又是表演，突出了当人工智能参与创作过程时，围绕作者身份分配的复杂性。最终产品是由古德温编写的算法编写的。人工智能实现了它的散文风格，从用词到语法，是通过与数据集（datasets）的动态交互，由古德温的代码、硬件选择和驾驶来实现的。
"思想在哪里停止，世界在哪里开始？"（Where does the mind stop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gin?）这个问题开启了，1998年由心智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所写的论文《外延心灵》（The Extended Mind），这可能是外延心灵论文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阐述。他们的观点在千禧年到来后越来越流行，他们否定了传统的理解，即心智只从大脑的物理过程中产生，并止于头骨和皮肤。相反，外延心灵理论将认知框定为我们用来完成认知任务的工具和过程的相互作用。
这样的工具，就像数学家用来解方程的纸笔一样，可以与我们的思维无缝结合，以至于它们在功能上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带来我们的认知能力。通过这样的工具，我们的思维延伸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延伸到我们的思维。因此，认知是从大脑、身体和世界的生态中产生的。
通过体现人类思维之外的信息，书写系统——从手写到一些当代人工智能——为这一动态生态增添了新的元素。小说家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牵头的一家新的讲故事软件初创公司Granthika，将这种对扩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的理解付诸实践。Granthika是一个智能系统和综合写作环境，被想象成作家的助手和簿记员——一个外部大脑。该软件帮助小说作者构建和跟踪复杂的世界和时间线。它处理繁琐的工作，这样作家就可以专注于叙事元素，如主题、情节和人物等。
按照钱德拉的说法，Granthika将文本和语义融合在一起；在程序中书写产生知识，这些知识会反过来融入到文本中。通过不断添加到这个知识库中，Granthika构建了一个小说宇宙的本体。它可以利用经典的一阶推理（first-order reasoning）构建一个幕后的时间本体（behind-the-scenes ontology of time）；与其他数据库不同，它可以在有意义的人、地点、事物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作为想象力延续的伙伴，该软件旨在让作家能够自由地从事短暂的创作。
通过将构建世界的工作委托给计算智能，Granthika成为了创意作家的认知扩展器（cognitive extender）。它体现了创造性作家和智能数据库之间的共生关系。《1 the Road》同样将写作的劳动分配给了人类和机器，尽管古德温将他的人工智能定位为这个过程的思考和感知中心。
与传统的孤独作者的概念相反，这些项目将创意写作视为人类与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些机器智能并没有彻底颠覆书写历史，而是在书写作为一种助记技术的进化过程中制定了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记忆和读写能力
在这个以键盘和触摸屏作为交流媒介的时代，像手写这样的早期形式散发着一种近乎是自然的气息。尽管手写看起来很自然，但它也是一种对交流、认知和文化产生深刻变革的技术。
在文字发明之前，口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转瞬即逝的空间里，一说出来就消失了。书写捕捉飘忽不定的言语，并以可见且持久的形式将其具体化。对话必须发生在两个活着的讲话者之间，在书写中，文字可以存在于抄写者及其生命之外。出于这些原因，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中谴责书写，他说这会削弱人类的记忆能力。
从购物清单到百科全书，书写通过卸载信息存储和检索的认知过程，扩展了人类的思维。写作是一种技术，它使我们能够外包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通过持续创建可参考的信息档案，读写能力使得与语言互动的新形式成为可能——新的信息存储技术提供了结构化的知识积累。因此，读写能力是逻辑、哲学和一般科学系统研究的一个核心支柱，最终产生人工智能的知识基础设施。
除了这些一般方面，读写能力和口头表达文化的学者，对于书写如何改变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存在分歧。其中一些人，尤其是沃尔特·昂（Walter Ong）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口头文化如何使用特定的语言和记忆策略进行文化传播，提出了笼统的说法。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口语与文学》（Orality and Literacy）中，昂提到了《圣经》和《奥德赛》等口头文本的著名文学遗存，他将语言的句法与思想的结构联系起来。他以此挖掘了语言本身作为记忆实践的场所。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种观点因其对“原始”口头文化的过度简化和读写能力的累加效应，而受到挑战。尽管他们肯定了书写和阅读对思维的影响，但批评家指出，这些影响过于复杂和本地化，无法体现特定的文化特征。由于书写系统的性质和使用有很大的差异，学者们描述了一个多元文学的宇宙，与它们产生的特定文化相适应。
讲故事的技术
作家特德·姜在其短篇小说《双面真相》（小说集《呼吸》中的一篇）中探讨了多重文学性、记忆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这篇小说讲述了两个平行的故事——一个发生在不远的过去，另一个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两者都是关于书写和回忆技术，以及它们是如何与认知和感觉交织在一起的。
《双面真相》探讨了技术是如何塑造我们讲述的故事——对自己和彼此的故事。同时，它也强调了我们讲述的故事如何塑造我们用来讲述故事的技术。在小说的讲述中，"人是由故事组成的。我们的记忆不是我们生活过的每一秒钟的不偏不倚的积累，而是我们从选定的时刻中组合出来的叙事。" 特德·姜最终预言了这些合成形式的回忆的局限性，以及创造性和文化实践在激活这些认知扩展器（cognitive extenders）方面的必要性。
通过记录人类思维之外的信息，书写系统催生了新的知识分类和检索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出现将这种阅读能力放大并实现了自动化，远远超出了人类感知的规模。
作为外部的、越来越智能的记忆形式，人工智能可以加深早期书写系统对人类大脑物理边界的影响。
然而，正如《双面真相》所肯定的那样，书写和阅读机器将思维延伸到了这些工具的物质边缘之外。作为分布在大脑、身体和环境中的认知生态的一部分，这些技术也被嵌入到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新的工具孕育了新的读写能力，它可以催生新生的知识、感觉和讲述形式。
早期的书写系统为新的创造力和交流模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人工智能也可能如此。我们讲述的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和真相，可以帮助调整和整合这些技术，为人类的表达服务。而人工智能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合作伙伴，共同书写尚未想象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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