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显贵经常做坏事，其妻以因果的道理劝告他，他却不相信。一天，他遇上一位方士能知晓人的福禄寿数，他就问那位方士。方士认真地观察了他一会，便说：“你再吃米二十石，面四十石，天禄才尽。他回来后把此事告诉了妻子。自己心想，一人一年才吃面二石，还有二十多年的天禄，我的命数哪里会因不善而断绝呢？于是，他继续作恶。过了一年，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吃得特别多，刚吃完不久肚子又饿了，一天一夜要吃十几餐。结果，不满一年，他就吃完方士所说的数目，然后就死了。
佛经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菩萨明因识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能善始善终；众生无所顾忌，得过且过，常作恶因，却又害怕遭到恶报，当恶报来临时，悔之晚矣。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钱穆先生认为是对死亡者的送终之礼能谨慎，对死亡已久者能不断追思，这样能使社会风俗道德日趋于笃厚；李泽厚先生认为是认真办理父母丧事，追怀、祭祀祖先，老百姓的品德就会忠实厚重。舒生以为，两种解释本质上是相通的，结合起来更好理解，把慎终追远的对象变为“家人”“先辈”较契合儒家思想。
人知道埋葬死者，给死者以某种仪式的时候，人就认为自己是人了。追怀死者的礼仪，被孔子传承并加以理论化和理性化，将其转向内心，形成了“礼-仁”二元结构，外在的是礼，内在的是仁，这是孔子仁道的根本。《论语》后面还会继续讲这个理论和道理。
儒家最重家族，佛教讲前世今生，儒家讲的是父死子继，这也是中国人家族观念的基础。曾子说这句话应该是针对当时不重视先辈死后的葬礼和祭祀而说的，曾子自己是厚葬之风的倡导者。他认为不仅父母在世时要孝敬，父母去世后，不能因为父母可能感知不到了，就不尽诚意礼节，这才是厚重之人、重德之人。这种仪式也是对后辈的教育，现实中祭祀的祠堂就是中国人重要的教育场合，家风家训乃以传承。
当然，前面讲过曾子是儒家的“渐悟派”，他懂得这是从“因”上想办法，自身要求很严，每天三省吾身，“狠斗私字一闪念”。但后世之人，并没有像他一样深究背后的因果，只知道要厚葬、要哭丧、要守孝，“形式”就此变成了“形式主义”。所以民间生前不尽孝死后风光大葬延续至今，老人如是说：在生不孝，死后做圈套；坟前十碗，不如床前一碗。看来曾子看出了病因，开错了药方，而且这剂药方副作用还很大。
这就回到开篇的那个故事，我们文化心理里面有个毛病，就是“不在因上努力，而在果上计较”，贻害无穷。在因上努力的看到长远、懂得奋斗，在果上计较的鼠目寸光、只知争抢。由此带来圆滑世故、讨好卖乖，古时候权谋权术盛行，今天成功学大行其道，各种套路层出不穷，赚取之道、驭人之术应有尽有，“聪明”的钻营者、卑鄙的政客充斥着几千年的历史，为的都是争夺那“成熟的果实”，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虽然孔子从来讲求要重“道”不重“技”，但后世之人却“坐不住那冷板凳”，只想吃“冷猪肉”，将其异化为“形似而神不似”的虚伪和造作。比如，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只知“技术”不求“科学”，所以“五四”启蒙的先行者才大声疾呼要把这位“赛先生”请回来。
推而广之，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有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子。美国副总统在《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东西》中说：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我们有公开公正的法律体系，我们有全世界最有效的风险投资系统，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领先世界。虽然极其不愿看到，但却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美国强大的“因”，而我们恰恰在这些“因”上欠账太多。前几天《科技日报》主编刘亚东先生的演讲振聋发聩，以为表面上比别人还要光鲜就真的赶超了，“烈火烹油似花开”，“厉害了我的国”，其实没那么厉害。这些“因”需要日积月累、需要不计名利、需要接续奋斗、需要久久为功。
鲁迅先生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先生的这句话我们该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