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无端地想起那棵树，那棵长在老家崖背上的皂角树。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村庄，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而我家崖背上那棵粗壮茂盛的皂角树，算是村子里最大最古老的树。问起皂角树的栽植年代，没人能说得清。我婆说，自她十几岁嫁过来时，树就那么粗了。那棵树大约有十多米高，树形高大魁伟，树干粗壮，往往三四个人合围才能抱住。炎夏时节，树冠遮天蔽日，像一把擎天巨伞，投下硕大的阴凉。这里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玩累了，就坐在裸露在外面的树根上歇息，那树根，像极了我婆干瘦的手背上高高隆起的青筋。

      那时生产队上工、开会都敲铃，那片铸铁做的铃就挂在皂角树最下面的一根树干上，树下是村民的集合地。每次母亲碗里的饭还没吃完，当当当，当当当，震天响的铃声，从崖背上直往我家窑洞里钻。听到铃声，父母便立刻放下碗筷准备出工，母亲边解围裙边给我交代洗锅、喂猪等一系列活计。一度时期，我特别讨厌那像催命鬼一样的铃声。

      夏季晚上，队里常常在皂角树下开会。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8月的一个晚上，队长正念文件，树枝上临时接过来的电灯泡突然晃得厉害，会场上的人也跟着晃动，父亲飞一般地顺小道往崖下冲去。等人们反应过来发生地震时，父亲两边胳膊下各挟一个，已经把在窑里睡着了的我和弟弟提溜到场上来了。后来才知道是松潘大地震引起的余震。多年来母亲时常会提起这一幕。那棵树，似乎是保护神，是报信的使者，它见证了一个父亲对孩子深沉的爱。

      皂角树长在崖边上，整个崖背是打麦场。包产到户后，这场就分给我家。初夏时节，天清气朗，眼看着树叶由鹅黄变成翠绿，淡绿色絮状的花开了，那素淡的香味儿清新怡人，引来蜜蜂嘤嘤嗡嗡。父亲套上碌碡吆着牛，光出的场像涝池水面上一圈圈的涟漪，煞是好看。碾菜籽，摞麦垛，摊场，碾打，晾晒，繁重的农活一件接着一件。碾打间隙，人们坐在树下乘凉，喝着婆沃的浆水直喊“过瘾”。父亲给大家讲烂熟于心的三国故事，有时还能和叔父下半盘棋。女人们则利用这个空隙纳鞋底，补口袋，拧绳子，说着十里八乡的趣闻。树梢一动，有人就喊：风来了！于是，男人们齐上阵，几张木锨在空中翻飞，女人们则拿着扫帚逆风横扫，麦粒和麦衣瞬间分开。

      麦子碾完后，各家便轮流晒麦。晒麦必须有专人看护，主要防鸡雀偷吃糟蹋。看场晒麦是我最喜欢的活儿。树下凉风习习，拿一本书，随手翻翻，看太阳透过树叶缝隙洒下的光影，看沟对面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远眺北面青山上白云的瞬息变化，何等的惬意。

      我家崖背上的这棵树只开花不结果。往北大约100米的那棵树结出的皂角又大又长。两棵皂角树，一南一北，默默相望，人们称它们为夫妻树。风一吹，树枝在风中摇曳，树叶沙沙作响，似乎两棵树在相互招手致意。后来读舒婷的《致橡树》时，我脑海里出现的竟然是老家的那两棵皂角树。

      皂角树上有喜鹊搭的窝。喜鹊喳喳叫时，我婆总是说要来客了。随后颠着小脚忙前忙后，准备饭菜。真是神奇，十有八九会有大姑小姑或其他亲戚来看婆。偶尔即使没有客来，婆也会笑着对我们几个孙女说：你们几个猴女子不就是客吗，今儿个就待你们了。我们那时总会辩解：婆，你胡说呢。后来，我们这些女子果然一个个都成了故乡的客了。现在看来，许多男子也何尝不是故乡的客呢！

        记得那时婆常说，人不如树！一棵树，人老几辈就这样长着，人背不过树呀！1998年秋季，一个平常的日子，我婆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端着簸箕拾掇粮食，突然说头晕想睡，然后就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那时，萧瑟的秋风漫过皂角树，渐渐变黄的叶子正沙沙作响。

        再后来，总有城里的人在村里转悠，想买那两棵皂角树，父亲坚决不许卖。2008年春天，皂角树的嫩芽快要绽开时，父亲走了。第二年，大树也被挖走了。看来，我婆的话对也不对，树和人有时也会一样，也会身不由己，猝然离开。

        好多年了，那棵皂角树一直深植我心。每当看到高大的皂角树我总是莫名的激动，总是不由自主地抚摸着粗糙的树皮，长久凝视，似与多年的老友久别重逢。我相信树是有灵魂的。每个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心里大都长着一棵树，树上附着故乡的精魂。

      台湾女作家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此刻，我多么想做一棵树，一棵北方的树，像我家崖背上的那棵皂角树，春天发芽开花，夏天洒下阴凉，秋天落叶归根，冬天傲立寒风看夕阳。开花或者结果，人来或者人往，长久或者短暂，我都努力的活着，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里，不悲，不喜，用四季分明的姿态，演绎生命的意义。

                              写于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