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村里开会，以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个村支书，就爱开会，逢会必讲话，讲话必东拉西扯不知所云。从国际风云讲到国内大势，从刮风下雨讲到张长李短，洋洋洒洒，文理不通。说有一个村民，每逢支书讲话，必定听得聚精会神，刚开始在最后一排坐着，听一会儿往前挪一排，听一会儿往前挪一排，最后就挪到了最前排，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住腮帮子，神情之专注堪比孩童。有的村民不理解，就问这个村民：看你听得这么认真，肯定很有心得，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你听见些甚？这个村民回答：我听见支书拍X拍得啪啪价。
村言俚语，语近鄙俗，不过却很传神，但X却是很无辜的，因为拍X这件事情做起来，比听支书讲话有趣多了，只不过是做的人不说而已。
不过，笑话终归是笑话，调侃的成分居多，也正因为调侃的成分居多，所以一笑而过之后，它本身所蕴含的力量也就被消解于无形了。
而诗歌却不同。
最近曾涵写了一首短诗，题目叫《村会》，写得也是村里开会的情景：
村会
我实在太喜欢村里开这样的会
支书发言
全村瞌睡
只有我听出来了
你三次把
以人为本
念成
本人以为
怎么样？你读完这首诗有没有听出来些什么？
我推测大多数人会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会意。诗的妙处正在这一点意会而无法言传的地方。最近有人热烈讨论新诗成立与不成立的问题。尤其是对口语诗的讨论，甚嚣尘上，口水能把人淹死，以至于最后关于口语诗的讨论汇聚成了口水的洪流，淹没了许多诗歌和诗人。
是谁第一个提出了口语诗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无从考究，也没有考究的必要。问题的本质是，从古到今关于诗歌流派与风格的考察与定位，都是后世的评论家搞出来的，而写诗的人，从来就不会在写诗以前考虑自己是什么流派和风格，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个伪命题。而给作品分门别类戴帽子，却恰恰是评论家们的立身之本，不搞这个，你让他们做什么？
作品是脑袋，评论是帽子，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秦汉雄浑健朗，所以有诗三百、有乐府、有歌行。唐宋风流，所以有诗、词格律。元明日渐世俗化，所以有曲、有话本小说。而现在，网络纵横，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在一般人的眼里，书面语好像更高端、更官方化一些，而口语更草根、更民间化一些。网络文化的主流地位一天天明显，它对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界限的冲击也一天天明显，所以，书面与口语之间的界限也正在消失。从食指到伊沙，走的是一条典雅口语到通俗口语的路。
比如曾涵这首诗里面的以人为本这个词，用在诗里，你说它是书面语还是口语？
有人说这首诗根本不值一提，没有阅读和讨论的价值。这样的说法有些武断。因为新诗其实刚刚起步，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开始学步，探讨他未来的成长有没有前途，有些为时过早。有一种说法，说语言文字的组合排列虽然是无限的，可是具体到某一种形式的语言文字的排列组合却是有限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然，为什么乐府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就没有以后了，就出了唐诗，而唐诗世界里一代又一代诗人都在努力求新求变？因为他的前辈写尽了某一种风格，他再写就没路了，资源就那么多，完了就完了。所以，唐诗到了高峰之后，是宋词，是元曲，是白话小说。而新诗的出现，也恰恰是在求新求变，因为已经没路了，所以只能另外开一条路。
如果有人硬要说唐诗宋词还活着，那我也只好说，那是一种纪念碑式的活着，而还在顽强地写格律诗词的人们，也不过是一种纸火花圈式的祭奠式写作。
而新诗的写作，才刚刚开始，是新生式的写作，因为新生，所以难免幼稚，也正因为幼稚，才有许多无限成长的可能。诟病新诗的人们，主要是觉得它没有门槛、没有规范，所以缺乏了写与读之间的一个有效的沟通桥梁。其实不是，有人只看到了新字，而没看到它后面的诗字。因为新诗还是继承了诗歌这一体裁的一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特点：用含蓄的手法表达有力量的情感与思考。只不过，新诗身上“诗”的成分更多而“歌”的成分更少一些罢了。
基层组织涣散、领导老化、观念落后，当这些相当官方化和书面化的表述转化为诗之后，就成了三次把”以人为本“念成”本人以为“。试问，这两种表述，哪一种更活、更有力量？诗歌本就是一种核弹一 样的存在，它的优势与力量不在体积大小，而在于它身上携带的能量瞬间爆发的冲击力与破坏力。关于这一点，曾涵这一首诗歌做到了。
有人全盘否定新诗中的口语诗，那只不过是看到了其中不太成熟的一些作品，就以偏概全，一杆子打死。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句话，把两晋南北朝至唐之间门第衰败、人事更迭、世事沧桑的感慨表述得一览无遗。那个时代林林总总的正史野史连篇累牍，可这并不影响这两句诗的传诵与地位，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风格、流派、经典，没有哪一个话语权威能凭借自身力量盖棺定论。能给作品戴帽子的，只有时间。我倒是希望，口语诗也好，其他什么诗也好，在写作时，能少一些”以人为本“的凌虚蹈高式的呼喊，多一些”本人以为“式的反思与锤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