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皖西六安山区，25岁的老北娶了邻村23岁的小京。

在此之前，作为家里排行第五的独子，老北深感责任重大，他初中就明白“读书顶球用”的道理，辍学后跟着同乡天南地北打工，去过江苏矿场、上海码头，板砖卸货，攒够老婆本。

房子盖了，媳妇有了，孩子生了，幸福貌似开始了。两年以后，老北愈发成熟，大别山区人多地少，他知道，靠这个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可能。

1996年，正月初十。老北带着小京，登上合肥开往北京西的火车。

刚满两岁的女儿，留给了父母，留在了大别山。

北京西北角，靠近清河，一个叫后屯村的地方，老北和小京在同乡照应下，住进300元/月的单间。

初到京城，老北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城中村穿行，寻找机会。

他偶尔忙里偷闲，带着媳妇小京去天安门，看红旗飘飘，泪流满面。偶尔爬上八达岭，看祖国威武雄壮，用安徽口音发自肺腑感叹一下：“真隆你妈烈”（音译：真特么厉害）。

最后，老北在后屯做起服装生意，小京去了一家屠宰场杀鸡。

三

1997年春节，来京一年，没挣到钱，老北和小京没回家。

从大别山出来的小伙不善言辞，这是卖服装的大忌，那时候，也还没有温州江南皮革厂供大家模仿。而杀鸡又能挣到多少钱呢。

北京冬天很冷，屋里却很暖和，每家每户都用煤炉子，烧蜂窝煤。不管是城里八大胡同，还是城外村落，哪里都能看到送蜂窝煤的平板三轮车。

看见送煤的车，人就暖了，心也暖了。送煤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一起，把这偌大的北京，变成暖炉。

没钱回家的人，聚在一起过年，前一秒，他们是安徽人、四川人、湖南人、河南人，想着各自回不去的家，看不到的娃。后一秒，饺子和二锅头一上桌，全都成了北京人，一口一个“操”，“干了这杯，明年接着来。”

这一年，老北和小京跟房东大姐学会了包饺子。

这一年，香港回归，举国欢腾。

四

2001年，老北已经卖了4年多服装，决定不干了。他和小京还是没能回老家一趟。

老北当起环卫工，负责八达岭高速马甸桥到健翔桥。每天凌晨3点半，就要骑自行车从后屯出发，务必赶在天亮之前，清扫干净，极力维持北京作为首都的体面。

北京环卫局有国家正式编制的清洁工，本地人。每个路段，都配备一名正式工一名临时工，临时工干事，正式工看着临时工干事。

小京依然在杀鸡，她杀的鸡，已足够绕地球一圈。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老北和小京栖身北京城中村出租房，从一台21寸的电视机里，看见萨马兰奇念出“BEIJING”，从床上蹦起来，用北京口音直呼“牛逼”。

这天晚上，小京告诉老北，她的终极目标，是在北京开家花店。

紧随其后，我们开始举全国之力，要办一届盛况空前的奥运。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进这座城市，为奥林匹克添砖加瓦。

八达岭高速不远处，就是奥运场馆，渣土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环卫工老北的工作量骤增。可跟大国之梦比起来，这点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2003年，小京终于不杀鸡了，离梦想近了一步——去一家花店打工。

老北依然在八达岭扫马路，每天被奥林匹克搞得烟雾缭绕。

来北京后，他们每隔几个月，就往家里寄钱。钱是对思念最好的慰藉。

非典来了，人心惶惶，北京每天感染人数飕飕上升。

来北京7年，老北和小京想到回家，坚持不了了。往村打了电话，被村干部严词拒绝。“怕传染。”

这一年，他们的女儿九岁，已七年没见。

五

2004年，为了方便外国游客在奥运会时期有地方便，北京建了很多公共厕所。

老北和小京成了厕所管理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厕所旁边有间逼仄的小屋，可以住人，租金少。

一年后，老北和小京在北京生了个儿子，小名“京生”。

老北也终于等来这样一个翻身的机会。

北京修了这么多公共厕所，闲着也是闲着，相关部门想到不如出租公厕旁边的门面，增加营收。

老北如愿盘到一个位置不错的门面，开了一家小卖部。在公交枢纽站旁，生意很好。

小京不卖花了。她起早贪黑，在小卖铺前烙煎饼、翻香肠、烤冷面。

住在低端场所的低端人们，吃着这些低端食物，努力融进高端的北京。

当然，也并不是你取了与北京有关的名字，就真的北京了。

有点钱的老北交了巨额赞助费，挤破头，让京生上了北京幼儿园，终于真正北京了一回。

2008年，“北京欢迎你”满大街飘荡。

整洁干净的马路，宏伟的建筑以及伊兰特出租车上蹩脚的“hello”，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

这一年，没读过几年书的老北爱上了看报纸，《体坛周刊》每期必买。

京生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是对老北最好的慰藉。

小卖部每天十二点关门，早上五点开门。营业时间与公交首末班车保持一致。

2014年，老北在北京买了车，在老家买了房子。

2017年，11月，一场大火过后，老北和小京的小卖部，接到了清退通知。

别了，北特么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