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2【588】2023-12-21
最主要的，是我们（岳麓书社）要编的新版全集，很有传奇性。
曾氏是一个档案意识极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家书、日记这种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战争年代，每隔一段时间，他要派专人将他的副本，从前线护送到老家保存。他死后，这些文书档案成了曾氏家族的镇宅之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将其中的一部分手迹，辗转带到台湾，大量的文件则依旧留在曾氏老家富厚堂内。新中国成立后，曾氏家庭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充作公产。房屋、田地、古董以及室内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成了抢手货，唯有书籍和那些文书档案无人要，被堆放在富厚堂内的砖坪里，摆了一段时期后，有人建议，干脆一把火讲这些反动的材料烧掉了事。正在这时，省里的有关人士知道了，决定将这批东西运到省会长沙来，交给湖南图书馆的前身中山图书馆保管。那时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图书馆没有把这批东西当回事，随便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屋子堆放着。随后一把锁，将它们紧锁起来，从此无人过问，后来，大家也慢慢将此事给遗忘了。
不料，这种待遇恰恰保护了这批材料。到了“文大革”时期，在“破四旧”的狂热中，正是因为被遗忘，这批材料才侥幸逃脱那场劫难，被意外地完整保留。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重返正途不久，中央便成立了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各省也陆续成立了相应机构。在湖南古籍规划整理出版小组的领导下，学术界河出版界联手，对湖南近代历史文献作了调查清理。于是，尘封湖南图书馆三十年的曾氏旧档得以重见天日。学者们将这些材料与光绪年间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一比较，发觉有很多没有收进来。当时的全集，其实是一部选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再将台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汇编》合起来，出一部新版曾氏全集。上报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得到批准，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项目。
然而，要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得组织一个队伍。明明是一件好事，但学者老师们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高校、社科院不将古籍整理视为科研成果，在评职称、晋级、获奖这些方面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做此事，除一点微薄的整理费之外，没有其他功利性的收货。好不容易从三四个单位组织了二十余人的专家队伍，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产生一个主编来。于是，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等事情，便都落在出版社的身上，具体来说就是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当时的我，因为无知也便无畏，毫不犹豫地充当起这个角色来。
再就是繁重的清理复印工作。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我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与一个小伙子合作，一路颠颠簸簸地把复印机拖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另一个同志做复印员。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库房，把那些百多年前的曾宅老档都清点出来，得一一将它们处理归置，然后交复印员一张张地复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就这样三个多月下来，将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复印下来。幸而当时图书馆没有市场意识，没有专门因此事收费，如果按照后来图书馆的规定，资料费便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无法筹集到这笔巨款，结果当然是这个事情便不会做了。
为了真实地感受曾集的深浅，我自己先来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校点。我在省图书馆藏件、光绪年间刻本，台湾影本的基础上整理出的曾氏家书近百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为每封家书写了提要，又在书后附上人名索引和内容主题索引。一九八五年十月，这两册家书作为新版《曾国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由岳麓书院出版了。正当我捧着新书欣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天《湖南日报》突然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文章，标题好像（唐浩明先生说他记得不大准确了）是“为谁树碑立传”。这是标准的“文大革”文章：居高临下的气势，貌似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饱含阶级感情，充满着火药味，语气格外尖刻。文章指责岳麓书社为什么要给一个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许多革命老前辈都有家书，你们为什么不出？“文大革”才过去不到十年，这样的文章令人心惊肉跳。最令人害怕的是，它或者有背景、有来头！当天夜里，我便到了主管出版的一位省委宣传部领导家里询问此事。那位领导说：“这多半是个人意见，不可能有什么背景与来头，出版曾国藩的全集，是经过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批准的，不要动摇。”
好在接下来并没有后续的文章，也没有听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的话，我的心裁慢慢安定下来。不久，美国纽约《北美日报》发布了一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专门祝贺中国出版《曾国藩全集》，说出版此书是，“朝着正确对待历史的方向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和卫星想比拟”。这事让湖南出版界很兴奋，也让参与整理的学者专家们受到鼓舞。过些日子，我写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知人善用》一文，被中组部举办的第三梯队培训班作课外重点参阅论文。此事也称为整理出版曾集的一次正能量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