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春，我八岁。
我生在春天，也爱着春天。那一年的生日，对面水果铺的西北姑娘送给我一只漆着红色颜料的木盒。她告诉我，只有在我每一年的生日那天打开那个盒子才能看见她。我信了。
她姓马，名少遥，是一位西北姑娘。她爱笑，总是穿着素亚麻布料的半身裙，及肩短发，发丝轻盈，细细软软。我常常在春夏或夏秋交织的黄昏坐在她的水果摊旁，不温不热的风吹动她的发丝，我盯着她边哼小调边收拾水果摊。她每次转身看见我都会耸着肩咯咯笑，还说：“你个臭小子又想偷吃水果了吧！”
那个春天她十八岁，送给我那只盒子就回了西北。我曾问她西北有什么，她说，有兰州，有黄河，有荒漠，有酒有肉。
她离开的那天我没有打开盒子，我知道她还在路上，不会回来见我。
她离开的第三年春天，我十岁，她二十岁。我在十岁生日那天打开了盒子，见到了她。她没有变，仍留着短发，穿亚麻布料的半身裙，站在水果摊旁削水果。我喊她：“少遥。”她惊喜的转过头，说：“臭小子，喊姐姐！”
她告诉我，我现在不仅可以偷吃她的水果还可以偷吃她做的水果蛋糕。我看见她身后的屋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蛋糕。
看到她过得好我就开心着醒来了，原来我只是在梦里见到她。梦里她还问我为什么在九岁生日那天没有打开盒子，我对她说，我想多长大一些再见她。
二零零五年春，我十五岁。
我认为自己已经长成秀气的少年，于是第二次打开了盒子。那一年少遥二十五岁，扎起了马尾辫，仍是爱笑，面容却憔悴不少。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身边没有水果摊，没有蛋糕店，也不在兰州。
在南京的一家烧烤店，她操着吉他唱着歌。她看见我的时候，耸着肩笑了笑。唱罢，她将吉他靠在一旁，拉着我到烧烤店的楼顶晒太阳。她拿出一包炫赫门，问我抽不抽。我笑着摇摇头。我问她为什么不抽黑兰州，她说在外地抽兰州想家。
从楼顶看到的阳光更强烈，感受到的风也更暖。沉默了许久，我问她什么时候离开兰州的。
她说：“离开快两三年了。”
“都在做什么，一直在南京吗？”
“居无定所，浪迹天涯。”她说这话的样子像极了大人。
“没有更安定的选择吗？像在兰州那样。”
她深吸一口烟，皱起眉头说：“我不清楚，谁都说不清楚。”
印象中又陷入沉默。最后她笑着跟我说，我真的长大了。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醒过来，然后直直地盯着枕边的红木盒。我猜红木盒只容得下二十岁的马少遥，之后的马少遥我得亲眼去见。说不定后来亲眼见到的马少遥比十八岁时在我身旁收拾水果摊的马少遥过得更好，我这样想。
二零一零年春，我二十岁。
我去了兰州，我还记着十几年前少遥跟我提过的故乡地址。
我找到了少遥的家，老人说，她嫁人了。
少遥的两个孩子和老人住在一起，我陪两个孩子玩了许久。我问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她们说：“应该在做蛋糕。”
我去了黄河穿过的兰州，去感受了荒漠，喝了酒吃了肉，抽了各种兰州烟，唯独没有去见马少遥。我猜她一定过得好。
回去后我将红木盒藏起来，再也没有打开它，也再没见过那个西北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