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与诗人，黄袍与青衫，原是各统一方王土的。但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先天地跟帝王脱不了干系，又后天地养成了诗人的特质，在其或长或短的一生中，这两者一会儿东风压倒西风，一会儿西风又压倒东风，浮沉交错，纠缠不已，遂成就他们独特的人生轨迹。
其中有两个是我喜欢的。
一个是曹植。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与后来成了魏文帝的曹丕是一个妈生的。他自幼文思敏捷，很得他那个也颇有几分文人气质的枭雄老爸的喜爱。老曹也一度欲立他为“太子”。
曹植自己呢，也曾怀抱“丈夫志四海”的建功立业之雄心壮志。这在他前期的诗作中多有表现，像《鰕篇》中“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杂诗》中“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等，无不慷慨激昂，志在高远。
但彼时正值乱世，像曹植这样怀着诗人狂放天真之心去图天下之业，无疑已经注定是个无言的结局。何况曹植又是狂放中的狂放者，率真中的率真人，一点也不知收光敛芒，笼络人心。最让人不知怎么说他好的是，他竟然在老爸派来的政客面前施施然裸浴，洋洋自得地吟咏自己的近作。试问哪个政客是憨包，会指望着通过辅佐这样的主子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也罢野心也罢呢？更何况曹植还有一个心计颇深，心肠颇狠的哥哥曹丕曹子恒从中使坏。
到后来老头子曹操终于也恼恨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不怎么待见他了。
这一切使得曹植一步步离政坛，离帝位越来越远，终于远到了遥不可及的地步。后来尽管汉献帝无奈地把江山一献再献，老曹呢，虽然是个枭雄但还是抹不开，碍于曾是主仆情面虚伪地始终没有笑纳，让一旁伺机已久，耐心磨尽的曹丕二话不说地收下了。
曹植的结局，翻开书那儿那儿都说是郁郁而终。这结局很合情合理。我要是他我能死得很高兴才怪呢。
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政治斗争中，曹植无疑被PK下去了。但在诗坛为文，他却冉冉浮了出来。后人论及诗史中辉煌独特的建安时代，谁也不能不论及曹植。他作诗为文辞藻趋于华美却并不堆砌，时有警句但并不艰涩，对仗工整却并不矫饰，运用的艺术手法极富独创性，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极少出其左右或是仿似的人。
千百年来，不论解字不解字，不知多少妇孺出口可诵“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举凡文人骚客，吟及“视死忽如归”的《白马篇》，“明月照高楼”的《七哀诗》，“神光离合”的《洛神赋》，又有谁不惊其才叹其遇的呢？
但要真说起来，曹植没能登大宝，当皇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他那个诗人心性，倘若做了皇帝，也未必是个英明的主儿。
而另一位，南唐后主李煜，也是我喜欢的，却正好可以做个反面。
据载，李煜此人“工书画，通音律，尤长于词”。他的“问君能又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无不是词苑中的奇葩（此处为褒义哈哈哈），为后人传诵引用不已。
一代词学大师王国维在其词学专著《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词作极为推崇，认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并认为李煜的词达到了“神秀”的境界，盖过了吃专业饭的词人温庭筠的“句秀”和韦庄的“骨秀”。
作为一个码字的词人，李煜无疑交上了一份高分卷。如果他的身份仅限于此，那李同学就完全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悠哉游哉地去游山玩水，一路搞点风流韵事，结识几个红颜知己，就算在生命中种下十八株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料想谁也不能说三道四。
然而他偏偏生在帝王家，并且坐到了那张烙屁股的龙椅上，这就有点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了。
王大师在《词话》中极赞李煜“真性情”的“赤子之心”，可惜这样的“赤子之心”于词人虽是难得的长处，于人君却是个极大的短处。翻遍我们历朝历代的帝王花名册，里面可有几位是有着“真性情”和“赤子之心”的呢？
于是乎，李煜终于败家败国，沦为人家的阶下囚，成为著名的亡国君，也就没有什么可意外的了。
我觉得吧，反正历史上的人和事不是让人沸腾，就是让人扼腕。虽则在千百年后的中国，早已有了做得领袖也做得诗人的典范，比如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湖南书生。但在斯时斯地斯情斯景，曹植李煜们却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那么一道奇异的轨迹，让后人每每仰看都止不住又是沉醉又是茫然，不知他们败于政，兴于文的一生，倒底是幸多还是憾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