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秋霞
时庸合（曾用名时佩真），1924年出生，山东单县时楼镇时油坊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抗日小学教员、农救会长，曹芳抗日武工队游击组长、八路军惠河支队文化教员、湖西敌工部干事，建国后在济宁、滕州工作，1986年离职休养（享受正县级待遇），先后3次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章。
抗战老兵是抗战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回忆是对日军侵华历史最真实的反映。
1924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时楼镇时油坊村的时庸合老人是一名湖西抗战老兵，他自小聪明，村里人都说他是个读书的料，父亲也希望家中有个识字的人，就把他送到王寨私塾学堂去读书。
几年下来，时庸合学了不少知识，懂得了不少道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乐意帮乡亲们写春联、看信写信、起名字，收获了不少好评。年龄不大，能做不少庄稼人做不了的事，家里人都感到很欣慰。
当时的乡村，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有田地的人家忙着种几亩薄田，没有地的就租种地主家的地。由于靠天吃饭，粮食产量低，每年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农户家中都会断炊。即便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缺吃少穿，只要不是战乱，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地，用勤劳的双手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把魔爪从东北三省伸向华北大地。自北平、天津陷落后，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德州、济南等地，至1938年5月，湖西全境沦陷。
此刻，整日在田间地头忙碌的穷苦百姓，对战乱还没有认识，日军的飞机在村庄上空盘旋，大人孩子并不知道害怕，都觉得新奇，纷纷昂着头看，直到看见飞机上掉下炸弹，这才惊慌失措，四处逃难。
中国农民向来隐忍厚道，与世无争，日军的大炮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一些老实巴交的百姓，一厢情愿地地认为只要不争辩、不反抗，日军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愿。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原本遮风挡雨的茅草屋被烧掉了，田地不能耕种了，百姓流离失所，形同饿殍，悲惨的场景随处可见。世世代代生活在湖西大地上的百姓，连平平安安地活着也成为了一种奢望。
唯有反抗，才能绝地逢生，不抗则死，抗则生！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组织群众武装抗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2月，中共单县县委在单东南张寨成立。1938年1月，单东北曹马、芳桂、潘庄三个党支部组建为曹芳潘分区委，时思文任书记。主要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农民都有一颗爱国心，也从不缺少拼搏奋斗精神，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挥，就会群起响应。
1938年春天，抗日自卫队、游击队、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组织，在湖西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青年时庸合从各种渠道获得到党的消息，党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他坚信跟着共产党干就是正确的。
1939年春夏之交，时油坊村青救会成立了，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并被推选为青救会主任，积极参加抗日宣传、筹集抗日物资、举办训练班、识字班等工作，他本人也在工作中锻炼成长。
1941年8月，中共曹芳工委和曹芳抗日办事处在时家庙成立，这是我党在单县东北部成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在工委的领导下，在重点村庄建立了抗日小学，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到党的周围。
1941年9月，时家庙、王寨、时油坊等村先后成立了抗日小学。时庸合在本村抗日小学担任教员，他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得到曹芳工委书记李克和宣传部长梁步庭等领导的一致认可，把他作为党组织培养发展对象，并于同年参加了湖西青年骨干训练班。
自1941年起，日军频繁“扫荡”，加紧搜刮，实行“三光”政策，加上连续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军民生活都极度困难。
残酷的现实让时庸合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很快提高，他的斗争意识更加坚定。
1941年11月，经曹芳工委书记李克和朱慕兰介绍，时庸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期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湖西根据地最为困难时期，党领导军民开展反“清剿”、反“封锁”斗争，各村都建立了武工队和民兵自卫团，青壮男儿都参加了自卫团，妇女儿童也参与站岗放哨和通讯联络等工作。
1942年1月，时庸合参加了曹芳抗日武工队，并担任了游击组长。二哥时庸宪这一年也放下锄头，拿起了武器，参加了抗日武工队。大哥时庸成也参与了为武工队搜集传递情报、筹集粮款、购买和保存枪弹、掩护干部等抗日活动。
抗日武工队员个个有勇有谋，打鬼子惩汉奸，来无踪去无影，使敌伪不得安宁。时庸合锻炼成为一名斗争经验丰富的武工队战士。
1942年12月，曹芳抗日武工队被编入八路军冀鲁豫惠河支队，张玉良任支队长，赵紫生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中共湖西地委命赵紫生策反的伪鱼台县李怀阳“自卫团”，同时被编入惠河支队。由于这支部队战士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提高战士们的文化素质，组织上任命时庸合为八路军惠河支队文化教员。
李怀阳率部起义之后，为表示诚意，把一支最心爱的日式马枪上交给了组织。
一天，副支队长赵紫生拿着这支洋枪，招手让时庸合过来，说：“庸合同志，你过来，我给你说个事，这是李怀阳交上来的洋马枪，别人我不给他，你经常跟着我，实心实意，不怕苦不怕死，做了不少工作，我想把这枪给你好不好？”
时庸合忙摆手说：“支队长，这么好的枪！我不敢要！”
“我不给你，先让你给我保存，还不行？”
“那行，您说让我保存，是您的命令，我一定给您保存，保存得好好的！”，说着双手接过枪。
赵紫生拍了拍手，微笑着点点头，说道：“那就好了！这支枪你就替我保存着吧！”
行军路上，时庸合在前面扛着锃亮的洋马枪，后面的战友看着羡慕极了，时庸合回头大声说：“我是替政委保管着，你们不要认为我如何如何！”他嘴上说着，心里是很得意的，打心里觉得支队领导对他确实都很厚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
后面战友说：“不管如何，枪在你手里，你当家做主，归你了！”
在行军途中，在斗争间隙，战士们以树枝为笔、沙土为纸，随时随地地学习，在大树下、在寺庙祠堂内都是他们学习的身影。
时庸合作为支队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认字，有时指挥战士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绣金匾》等革命歌曲。“抗日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服从命令听指挥，军人抗战一定抗到底。”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涨，嘹亮的歌声在根据地上空回荡。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条件越艰苦，斗志越昂扬。
1942年12月下旬，日军集结万余人突然对湖西根据地大“扫荡”，在突围中，湖西专署包括专员李贞乾、十团团长肖明等20多名干部牺牲。接着日军又增派了万余名伪军，在湖西中心区接连增建了200多个碉堡，沿线挖了600华里的封锁沟，形成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方城的格子网。使湖西根据地完全变成了游击区，我军活动非常困难。
为打破敌人封锁，湖西地委采用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除了组建武工队、民兵自卫团，成立了敌工部，选派经验丰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的干部，用各种方法策反和瓦解伪军。
1943年1月，时庸合奉命到湖西敌工部工作，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人是一个叫安民（化名）的敌工干事。
敌工部经常组织县、区武工队夜间包围伪军碉堡，向伪军喊话，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在争取瓦解敌伪军及掌握敌人情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多年以后，时庸合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第一次用化名时佩真，向岗楼里的敌伪军喊话的情景。
“楼子里的各位老弟兄们，你们听着，我姓时，我叫时佩真，我是八路军惠河支队的文化教员，今天我给你们说，现在很多伪军和汉奸队都被我们转化了，不再与人民作对啦！保住了身家性命，今天，上级领导让我来给你们讲一讲，你们愿意不愿意听？”
“你姓石，石头的石？”片刻之后，对面才有了回音。
“不是，是时间的时。”
“你多大了？”
“我今年十七，虚岁十八岁了，已经参加革命了，但我们领导觉得我年轻，是个学生，又是咱这里的人，让我来做你们的工作，我今天给你们讲话也是第一次，你说好不好？”
“好，你讲吧！你是为八路工作的，我们不应当听你的讲话，因为我们的队伍不同，我们现在守炮楼。你们过路可以，别让我的弟兄们受了损失，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只要你们好好配合我们队伍通过这里，不准打枪，我们说话算话，完全能做到！我们上级也在这里，我让政委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不要说多了，把你们的意思说清楚就行了。”
沟通有了进展，时佩真一阵轻松，急忙向领导汇报。政委说：“让我说两句，我就说两句吧！”说着接过时佩真递过来的话筒，简明扼要地说了几点要求。
没想到对方很痛快地答应道：“好，就这样！你们要说话算数，我们绝对不打第一枪！”
时庸合第一次做敌伪的宣传工作，结果很成功，他心里高兴极了。真正感觉到对伪军做宣传工作，话说到位了，就会起到了意想不到效果，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瓦解敌军，达到目的，这与战场上拼杀获胜是一样的。
1946年初，时庸合患上了当时流行的“黑热病”，身体极度虚弱，已不能适应部队战斗生活，经组织批准让他暂时回家养病，病愈后再归队。
194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山东解放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由于白色恐怖笼罩，时油坊村谁也不敢当干部，土改工作没办法开展。曹马区区长芦绍善找到时庸合，希望他担任村农救会长，带领乡亲们斗恶霸、分田地。时庸合一口答应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土改斗争中。因工作劳累，离开部队一年多，他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1947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鱼台县大队张玉良大队长和县公安局长师桂林悄悄来到时油坊村，看望生病的时庸合，向他介绍了目前的形势。
自1946年6月，鱼台县党政及地方武装实行战略北撤后，国民党鱼台县县长吴品山卷土重来，占领了县城，对我党员骨干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活埋、枪杀了400 多人，地主恶霸也趁机疯狂地反攻倒算，老百姓急切盼望鱼台解放。
老领导张玉良看着病中的时庸合，欲言又止，停顿了一下，说道：“上级决定配合主力部队尽快解放鱼台城。梁步庭同志（时任鱼台县委书记）打算派你去鱼台，以治病为由，利用亲友关系（其表哥田某在伪鱼台县大队任职）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敌情，开展策反工作，可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恐怕不行吧？”
听到这里，躺在病床上的时庸合本来很虚弱的身体，一下子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说:“只要组织相信我，我一定去！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张玉良和师桂林看着时庸合，急忙站起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张玉良说：“好，庸合同志，形势紧迫，我现在代表党组织向你下达任务。你去鱼台要通过你表哥取得合法身份，打入内部，一是去找张明鼎，他现在是敌人的“突击队长”，对他讲明道理，分清利害，争取策反，并尽可能了解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二是去找王守民，他现在西关卜楼庙教学。这两人现已发展为我们的关系，通过他俩可以了解鱼台城敌伪军的兵力部署和防御情况。”
张玉良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一个装着鲁钞的布袋递给时庸合，说：“这是梁书记让我们带给你的补贴。”时庸合推搡着，坚持没有收下。
第二天天刚亮，时庸合就请堂兄时庸桂和堂侄时克思用独轮车推着他，前往鱼台县城开展地下工作。他先后三次冒险进入鱼台县城，取得合法身份后，费尽周折冒险找到联络人张明鼎和王守民，争取他们的配合。最后通过王守民搞到了几次重要情报，及时设法转交给了鱼台县大队张玉良。
1947年11月中旬，华东野战军 10 纵 5 团横渡微山湖，进军湖西，在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和鱼台县大队的配合下，将鱼台县城团团围住。19 日凌晨，解放了鱼台县城，活捉了伪县长兼保安团长吴品山。
战后，华东野战军某部首长专门写信赞扬了时庸合和王守民，夸赞他们在敌后工作中立下的功劳。
解放后，由于时庸合与当年敌工部的直接领导人安民（化名）失去了联系（据传在北撤时牺牲），加上在家养病，离开了大部队到地方工作，曾经几次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错综复杂，因此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受到批斗并隔离审查。
八十年代初期，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大力为蒙受冤屈的一大批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时庸合所谓的“历史问题”在上级党组织和领导的关心下，也得到了公正落实，于1986年光荣离休，享受正县级干部待遇。
历史进入新时代，作为抗战老兵，他先后三次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章。这沉甸甸的奖章是历史的见证，是党和国家对抗战老兵的高度肯定。
如今，这位参与过湖西抗战和解放事业的老战士，最爱唱的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绣金匾》，最爱聊的事就是战争年代的事。回忆起战争年代的一幕幕，他常说：“过去不讲究吃穿，不讲究待遇，只要是对党对人民有利益的事就去办，当时想，我是共产党培养的人，一心为党为人民做事，就是牺牲了，也死得光荣，死得有名。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到了今天我还能活着，党和人民没忘记我，给我的待遇很好，我经常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骄傲，自己没什么了不起，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虽已在外工作生活80多年了，但一说起单县老家，他总是一往情深，激动不已，反复告诫儿女孙辈们，“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不能忘本，不能忘了老家，忘了过去，就是背叛！”
2022年2月，99岁的时庸合老人看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报道了俄乌战争爆发的消息后，说：“美国欺负人！天下不太平，不管日本人还是哪国人要是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家，爆发了战争，我还能上！如果不能上战场了，还可以做做后勤工作，这都是力量。人不能贪生怕死，这个相当重要。咱不能落后，必须积极响应，叫咱干啥咱就干啥！再不行就回农村干革命，抬担架、收粮食，得依靠党，依靠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干革命，必须经得住战争考验，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一说话一行动就能看出你的思想。只有打仗了，才是到了国家考验你这个人的时候，通过战争才能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呢！”
时庸合老人是幸运的，他亲眼目睹了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进程，享受到了当年想不到的幸福生活。他说：“在过去，谁能想到现在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咱根本想不到。这是共产党给咱的，党和人民给咱的。”
硝烟散尽，尘埃落定，抚今追昔，时庸合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