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乐》是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相较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马伯乐》有被冷落的感觉。但事实上，《马伯乐》是一部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就萧红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作品中的人物已然成型。马伯乐，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还从来没有被描述过的性格，并不仅仅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个崇洋、自私、卑琐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细读文本，我认为马伯乐身上存在着一种典型的悖论性格，即精神胜利法与逃避主义集于一身，这种“一体两面”的性格特征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是萧红国民性写作的独特发现，有力地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内涵。

一． 精神胜利法

马伯乐出生在青岛一个信奉洋教且家境殷实的封建家庭，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渴望自由恋爱，试图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于是，在父亲的再三阻挠下，他终于下定决心“逃往”上海的一所大学旁听。但是马伯乐没有丝毫谋生的能力，离开了家庭的经济支持，他在上海寸步难行，在生活难以维持的窘境之下，他只能放弃学业，灰溜溜的回到家里。但是家人给予马伯乐的只有无尽的嘲笑和白眼，马伯乐忍受不了一毛不拔的父亲、冷漠强悍的太太以及窝囊的家庭地位，于是他找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消解自己心头的郁闷——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不要用说第二句话，穷人的眼睛就亮了，这样马伯乐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在精神上胜利了。这让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甚至连最基本的家庭关系都没有，却能堂而皇之的在众人面前吹嘘“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卢沟桥”事件发生了，这给了马伯乐再一次由青岛逃到上海的理由。他租住在一所没有光线，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狭窄房屋里，整天吃蛋炒饭，从不洗漱和打扫卫生，在太太没有来到上海的三个月里，他甚至没有理过发、刮过胡须。这个时候的马伯乐在生活上可以说与乞丐无任何差别，但他却自我安慰说吃不饱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他在精神上欣赏着就叫花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花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典型的应验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摸，陶醉，那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就像啊Q头上的癞疮疤，别人取笑他，可他却觉得这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疮疤。因此，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用纯粹想象中的胜利作为对实际失败的一种补偿，在马伯乐身上也有同样的体现。在这种自欺欺人假象下，马伯乐感到幸福至极。恩格斯说过，“他们既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替代解放，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但事实上，精神胜利法丝毫没有改变一个人因失败而产生的屈辱状态，反而使人有了虚幻的胜利而感到心满意足。用这一点来诠释马伯乐的处境恰如其分，国难当头，他既不奔赴前线抗日救国，也不在后方做援助工作，甚至不像社会上最平凡的百姓一样虽做不出利国利民的大事却过着简单的生活，他在张大耳朵面前吹嘘，“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你小子好大勇气，跑这里来唬人。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件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其言下之意这打日本的事是他马伯乐所领导的，因为日本人要没有他的预言能打来吗？因此听到张大耳朵的溢美之词时，马伯乐的精神上又感到了胜利，“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将军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理想化自居，靠着想象力的帮助，个人赋予自己种种崇高品质，从而使人摆脱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感情，并使他们“最终神秘地实现自我及自己的生活” 。理想化是一种幻觉，是不现实的，而马伯乐正是用这种不现实的幻觉来遮掩自己逃难的窘境，以此彰显自己所谓的“先见之明”。

当然，马伯乐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还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是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马上就会烟消云散，同时马伯乐也如同阿Q一样为转嫁屈辱而向弱小者泄愤，如踢翻买荸荠的小男孩，揍倒毫无还手能力的老头等。

在这里，萧红为我们描写的是在当时的作品中备受排斥的，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她认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因此，鲁迅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接受下来了。所以其作品的锋芒直指愚昧无知， 自私自利，口是心非的国民劣根性。但同时，马伯乐 作为“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再加上萧红的重“体验性”的写作，其形象又有别于阿Q。

二． 逃避主义

很显然，现实生活中的马伯乐是卑琐无能的：大学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上没有谋生的能力，爱情上没有追求的勇气，在这种处境下，除了有时用阿 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外，更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于是逃避主义就成为了他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遇到什么困境，马伯乐的办法就是逃跑。他总的原则是：万事总要留个退步，而他对万事的思考都只有一种：未发生的事情，他能够预测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于是他的退步就变成了逃避，“逃”成了他处理事情的唯一方法，他的一部生活史其实就是一部“逃”的历史。

在家里，父亲发怒了，他逃；太太生气了，他逃；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又给了他冠冕堂皇的逃跑机会。可当他来到上海却发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他顿时感到悲观失望，惶惶不可终日，他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户传播上海即将沦陷的谣言，希望得到民众的信任从而营造一种逃难气氛，这样太太也能赶来上海解决他贫穷困顿的局面，甚至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都在企盼日本人能赶紧打到青岛去，从而树立自己未卜先知的形象。

“八一三”后太太从青岛带着钱赶来解了马伯乐的燃眉之急，也为马伯乐的再逃提供了资本，于是他积极热情地筹划着逃往南京，再逃到汉口。逃到汉口后，马伯乐最初的志得意满并未持续多久，当下生活的平淡、无所事事，对前途、未来的不可知又使他忧心忡忡，生活的无意义、空虚再一次占满了他的心灵。他神情默然，焦虑不安，又开始陷入悲哀、无聊的沉思之中。“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的担忧再一次袭上他的心头，他的处境就像地洞中的老鼠，需要不断地为自己蓄积粮食才能让自己有安全感一样，马伯乐只有在不断的“逃” 的过程中才觉得自己是安全、开心的，仿佛逃的结束，就是生活意义的结束。所以，武汉又要撤退的消息无疑成为注入马伯乐生命的一支强心针，他马上聚精会神起来，想到即将到来的逃亡，马伯乐精神饱满，具有“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气势”，他是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姿态在迎接逃亡，然而到了另一个地方，依然有着他一眼就能看到的未来的悲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

对于马伯乐来说，人生除了自欺欺人就是逃避，他所有的“生”的乐趣只能在“逃”的过程中还能体现一些，不逃即死。在他身上，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早已失落，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在家庭中没有位置，在社会坐标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点， 一事一物无不是为了逃而打算，甚至无难也要逃，因此，他的逃是其面对现实生活的全方位的撤退，它隐喻着知识分子精神的萎靡与退缩。他们口头上、笔头上所宣扬的民族大义在他们的实际退却中被消解殆尽，留下的仅是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劣根性：自私，苟安，逃避。

三． 马伯乐的形象意义

鲁迅的《阿Q正传》是由一个觉悟的知识分子写一个不觉悟的农民，是在普遍的启蒙思潮支持下产生的启蒙作品；而萧红的《马伯乐》是由一个游离于抗战主流阵营之外的知识分子写另一个知识分子，是抗战大背景下产生的另类作品，但在今天看来，《马伯乐》完全可以归于《阿Q正传》式的“改造国民性” 主题，只不过与阿Q相比，这种国民劣根性的载体转 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

我想这也是萧红写作生涯中的一种开拓和延伸，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沉睡在铁屋子里”的落后农民，这是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愚昧形象，但是萧红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这种自私、落后和苟安的国民劣根性同样存在在我们眼中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在文学史上，有人认为《马伯乐》这篇小说“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意义不大” ，但我更认同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