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曾国藩教育九弟曾国荃。
曾国荃,子沅甫,曾国藩三弟,在自家兄弟中排行第四,但在族谱兄弟中排行第九,曾国藩通常称其“九弟”。
曾国荃是“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咸丰七年(1857年),率吉字营攻陷吉安,沿长江东进打击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同治元年始(1862年),对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实施长达两年围城,曾先后击退英王陈玉成,侍王李世贤,击毙对王,德王等高级将领。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天京(今南京),擒获天王洪秀全兄长洪仁达,忠王李秀成。先后任陕甘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光绪十五年(1889年),加封太子太保。
曾国荃(1824年生)比曾国藩(1811年)小13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在北京任翰林院检讨时,曾国荃亦随兄长在京磨砺。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唯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与父母书》
当时曾国荃只有17岁,仍在读《礼记》《周礼》,可以说是年少宦游,离家乡湖南娄底千里之遥,不免要思归。
恰好此时曾国藩生活拮据,给九弟回家的路费极难筹措,河南向南一路,水灾严重,饥民四窜,加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江南为害,而曾国荃年纪又小,阅历浅显,回家又没有老乡作伴,沿途十分危险。
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又有禀承;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与父母书》
曾国藩此时30岁,坚决打消了九弟的固执念头,大哥劝告小弟,看起来很稀松平常对不对?
兄弟间的矛盾其实没那么简单,曾国荃硬要回家,作父母辈的,可以不准,但对同辈来说,必定是有商量的。一来回家不准,二来不给资助,对曾国荃来说,心里会不会有埋怨猜忌,对父母祖辈来说,会不会责备大哥待子弟不尽责,不友善?
再看另一对兄弟张耳,陈余的矛盾: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钜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黡、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茍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巨鹿之战前,两兄弟张耳陈余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城内的张耳被打得太急,顶不住了,向陈余求救。陈余感觉自己打不过,上了也是白白送死,不想去救,这时张耳的使者又使劲催。
乃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
陈余给张耳派了敢死队,起码是意思了一下兄弟情分,算是应了兄弟的要求,只是对手太强,实在没办法掏家底拼一把。之后项羽破釜沉舟,解了邯郸之围,张耳灰头土脸出来见到陈余,立马就火了:
张耳与陈馀相见,责让陈馀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黡、陈泽所在。陈馀怒曰:“张黡、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馀。
陈余派的敢死队全军覆没,领头的是张耳的使者,张耳认为陈余杀了自己的使者,压根没有派援军,多次诘问陈余,认定陈余就是个表面兄弟。
陈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
两兄弟心里都起火,谁都说对方真不是个东西,以至最后刀戈相见。
作为兄弟双方,一方身处陷境,甚至将要有性命之虞,另一方不仅没有能力拉哥们一把,而且还收到对方的强制要求。
就好比两兄弟在悬崖边,其中一个大胖子剩一只手扒在悬崖边上,在下面哇哇大叫救命,刚好此时身边没有别人,那另一个小秀才站在悬崖上的人该怎么做?
如果伸手去拉,小秀才必定是要一起被拖下悬崖,如果袖手旁观,那心里又说不过去。此时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小秀才不出手,还能保住一条命;二是指望大胖子多撑一会,等待另一个英雄来救他。
小秀才陈余选择了第三种方法,他跑去借挖掘机,想用挖掘机捞大胖子一把,正当陈余呼哧呼哧走开的时候,大胖子等到了他的大英雄—项羽,救了他一命。小秀才没借到挖掘机,空着手回来,惊喜看到大胖子好好地站在面前,一斤肉没少,本以为哥俩可以喝一个庆祝庆祝,没想到一看,大胖子气的腮边肉都一抖一抖的,两兄弟就此完蛋。
曾国荃一心回乡,同样是往悬崖下跳,并向大哥曾国藩要这样那样的路费,真是多给钱好上路。如果是秀才版的曾国藩,早晚也会碰到里外不是人的结局,只是曾国藩思虑深远,在悬崖前,就已经关键性地拉了好兄弟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