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去回顾中国的清末外交，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时，心中总感觉是在看一出荒诞剧。相对于中国当时官员们的自大和愚昧，幕末黑船来航时，幕府的外交人员的表现确是可圈可点。他们是理性的，能正视对手的强大，明白双方的差距，会因为这种差距产生危机感；但也不会被这种差距吓倒，从而放弃自己的职责，在交涉中唯唯诺诺，而是据理力争去反击对方不合理的要价。
1853年6月3日，佩里率领舰队到达日本江户湾。佩里所率舰队四艘之中有了两艘是蒸汽式军舰，旗舰萨斯凯哈那号的排水量达到了2450吨。而当时日本最大的船只也不过100吨级别，面对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日本幕府开展了理性的外交交涉。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做事讲究名正言顺，其实这也是国家外交的常态。佩里在出发前美国国务院颁布了《一般命令》。《一般命令》一开头就批判日本是连本国漂流民也不救助的非人道国家，把日本定位为“半开化之弱小国民”。这样就把日本排除在了“文明国家”之外，那么近代“文明国家”之间的外交规则就可以不适用于日本了，佩里的蛮横外交也就成了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外交。
面对美国在武力威胁下的“道义外交”，当时日本的全权代表林复斋冷静应对展开了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交涉。1837年马礼逊号事件发生时日方曾供给柴火、淡水、食物——马礼逊号事件是这次交涉的首要借口。1841年幕府撤回了《异国船驱逐令》，改为《燃料淡水给与令》，之后的外国船只和漂流民都得到了人道对待。他进而讽刺美国“未结所谓累年之遗恨，却硬要开战”，揭穿了美国伪善面具。从交涉过程中可见当时的德川幕府对世界大势是有所了解的，对当时西方世界的交往规则也是有所了解的，这点要远胜当时的中国官僚。
在与美国开展外交谈判不久，沙皇俄国也提出了通商要求，日俄双方也开展了外交谈判。虽然这次谈判最终也是以签署不平等条约结束，但这主要是幕府基于当时对日本国力判断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回避、拖延，以及“哄骗”的权宜之计。而且与林复斋一样，日方代表在外国的武力威胁下尽量利用当时通行的外交规则与对方展开周旋，最大限度的维护日本的利益，也给谈判对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中日当时外交人员素质的差异，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精英阶层的整体状况，也影响了后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