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包括主流的乾隆曹学和各种山寨红学，在所有的重大事实上都和《红楼梦》的作者身份背离，全部都是错误的。

乾隆曹学

乾隆曹学。 乾隆曹学是现在学术界主流观点。乾隆曹学认为，《石头记》写作于清朝乾隆时期。作者是曹雪芹（约1715-约1763），即是曹沾，或曹霑，是曹寅（1658-1712）的孙子，少年时经历过繁华岁月，后来家道中落，《石头记》此书是作者亲身经历之事，曹寅家有大观园，等等。此种观点可称为乾隆曹学，代表人物胡适、周汝昌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乾隆曹学？《石头记》从清朝乾隆中期开始逐渐问世流传，进入大众视野，必然引起关于谁是作者的种种猜测。这是一个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对于 《石头记》 作者是谁，当时有各种猜测，乾隆曹学只不过是其中最为似是而非的一种。

乾隆曹学，认为《红楼梦》创作于清朝乾隆时期，作者是曹沾，字芹圃，又字芹溪。是完全错误的。 乾隆曹学的成果几乎全部是不可靠的。 乾隆曹学的缺陷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列出一百条。 乾隆曹学的结论错误举不胜举。 

更为荒谬的是，沿着完全错误的乾隆曹学的道路又发展出了完全错误的秦学、李学等。

秦学研究秦可儿。李学研究李喣。既然乾隆曹学是错误的，基于乾隆曹学的秦学、李学就更是错误的。乾隆曹学、秦学、李学全部都是错误的。 

乾隆曹学预置偏见的误导

乾隆曹学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存在严重的预置偏见的误导。胡适说，自己的治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样很容易丧失研究者立场的客观性，被自己的先入为主的预置偏见误导。“著者”考证中，胡适在缺乏证据，甚至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 后又改为孙子) 。胡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实在找不到曹雪芹的传记性证据，以证明他与曹寅及曹家的关系。而是仅凭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一段经不起推敲的旁证材料就轻率得出结论，迅即完成对“著者”的考证。在“新红学”的各种错误百出的考证中，“高鹗续书说”是一个最为虚妄和荒诞不经的观点。高鹗补书，胡适非要认为是高鹗续书，指责程伟元、高鹗撒谎。（赖振寅：谈胡适对《红楼梦》的误读与强制阐释——写在《红楼梦考证》发表100 周年之际，《红楼梦学刊》2021）

乾隆曹学证据检查的粗疏

乾隆曹学对于清朝曹沾的记载，没有认真仔细地去做分析验证。经过认真仔细地去做分析验证，结果发现这些说法几乎全部都是人云亦云完全不可靠的。

敦敏称呼曹沾全部是芹圃，如《题芹圃画石》、《赠芹圃》。敦诚有诗《赠曹芹圃（即雪芹）》。由此可见，曹沾生前和敦诚交往的时候一直自称字芹圃，曹沾死后，敦诚听到曹沾就是《石头记》作者曹雪芹的传言，才把之前做的诗《赠曹芹圃》加了备注《赠曹芹圃（即雪芹）》。而这个传言是错误的。

同时又有另外一个人，张宜泉认识的曹沾。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又称曹雪芹。张宜泉认识的这个曹沾和敦敏、敦诚认识的曹沾不是一个人，都不是曹寅的孙子曹天佑，也都不是《石头记》的作者。

乾隆曹学以为，曹沾，或曹霑写了《石头记》，流传到王府中，为王官贵人所欣赏。观察到的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王府中早已收藏有《石头记》，敦敏、敦诚、张宜泉得知《石头记》后，怀疑曹沾，或曹霑即是曹雪芹，写作了《石头记》。这时曹沾，或曹霑已死，无从查证。敦敏、敦诚、张宜泉不能证伪，遂以为真。敦敏、敦诚、张宜泉于是把自己诗集中的芹圃、芹溪都改作雪芹，或者增加旁注，留下明显的修改的痕迹。如果曹沾，或曹霑字雪芹，就不需要作这样的修改，既然作了修改，就说明曹沾，或曹霑的字原本不是雪芹。

富察明义作《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馀见其钞本焉。」富察明义没有见过《石头记》作者曹雪芹本人，所说的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也是错误的。

袁枚《随园诗话》说：「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袁枚的说法有两个严重错误。首先，袁枚写错了曹寅的名字，不是曹练亭应该是曹楝亭。其次，曹雪芹也不是曹寅的儿子或者孙子。

山寨红学

各种山寨红学。包括反清复明说。清朝宫廷斗争说。全部都是错误的。

反清复明说。认为《红楼梦》作者是明朝遗民，《红楼梦》哀金悼明。《红楼梦》里面的朱红代表明朝。反清复明说为什么是错误的。反清复明说的证据非常薄弱。明亡清兴这个过程很长，《红楼梦》里面的确有涉及明亡清兴。但是经过精确考证得出结论，《红楼梦》写作时间是在1630-1642年，明亡于1644年。《红楼梦》的主题是徐兴公写自己和朋友的故事。明亡清兴只是故事的背景。《红楼梦》中涉及明亡清兴的最大的事件是第七十八回姽婳词，事情发生在1639年。如果《红楼梦》的主题是写明亡清兴，姽婳词事件应该放在前十回，而不是小说结尾的地方第七十八回。所以说反清复明说是错误的。

清朝宫廷斗争说。清朝的太子夺位斗争非常激烈，夺位斗争失败的一方、被废的太子受到严密监视，不可能写《红楼梦》表达不满情绪。所以，清朝宫廷斗争说也是错误的。

各种山寨红学和乾隆曹学都犯的错误就是断章取义，顾头不顾腚，自相矛盾，虚构事实，缺乏系统性。山寨红学甚至伪造了《癸酉本吴氏石头记》。

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全部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红楼梦》研究著作全部都是错误的。

根本原因有三点。第一，没有认识到，《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第二，没有认识到，曹雪芹是笔名。第二，没有认识到，曹寅家没有曹雪芹这个人。第四，没有认识到，《红楼梦》不是清朝的小说，是明朝的小说。（关于第四点，涉及内容过多，另外专文叙述。）

《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

第一点，《红楼梦》是小说不是历史。

乾隆曹学和山寨红学对《石头记》小说虚构性质缺乏认识，产生误判，把小说当成历史，拿小说去硬套历史，偶尔套中一两个，就自以为得计，其他大量套不中的就削足适履。《石头记》已经说的很清楚，作者已经把「真事隐去」，所以历史事实没有元春省亲，也没有甄家四次接驾，这些描写都纯属小说虚构。乾隆曹学拿著这些小说情节去寻找对应的历史事实，难道还不愚蠢？还不错误？还不可笑？

乾隆曹学忽略了《红楼梦》是小说，曹雪芹是虚构的人名。乾隆曹学拿着明朝虚构小说里面的故事去寻找清朝历史上能够对应得上的人和事。按照这种思路，可以根据一丝半点的偶然巧合，得出作者是曹操、白居易、苏轼的结论，都是有可能的。就这点而言，乾隆曹学即所谓的考据派，和索隐派的错误是一样的。索隐派起码还能够得出《石头记》作者是民族主义者的正确结论，考据派则除了误导百年红学，任何成就，任何正面积极作用都没有。

曹雪芹是笔名

第二点，曹雪芹是笔名。

在古代，不光是在明朝和清朝，写白话小说一直都是不入流，或者说是丢人的事情。按照明清小说写作的惯例，白话小说作者都不署真名。所以，曹雪芹是笔名，《红楼梦》的作者大概率不姓曹。

曹寅家没有曹雪芹这个人

第三点，曹寅家没有曹雪芹这个人。

乾隆曹学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但是，曹寅家的家谱记载的很清楚，没有曹雪芹这个人。

曹寅有两个的儿子，长子曹顒(1689—1714)、次子曹頫（约1695-？）。乾隆曹学声称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

先来看曹顒的儿子的情况。康熙五十年（1711）丙子冬，曹顒生有一子，此子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前就死了。曹顒死后，儿子也死了。康熙皇帝叫把曹頫的儿子过继给曹顒。曹寅的孙子叫做曹天佑，做官坐到州同，应该是曹頫的儿子，是不是过继给曹顒的这一个就不知道了。

曹天佑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乾隆曹学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那么只能是曹頫的儿子。

四个曹雪芹

现在有四个曹雪芹。

曹雪芹A 。《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B。曹寅家的孙子。

曹雪芹C。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霑。

曹雪芹D。 张宜泉认识的 曹霑 。

乾隆曹学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就是曹寅家的曹雪芹B，也就是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意思说，这三个人是同一个人。我们来看一看，这种说法到底是否能够成立。

张宜泉认识的曹雪芹D

首先来分析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其中要排除张宜泉认识的曹雪芹D。

张宜泉认识的曹雪芹D不是《石头记》作者曹雪芹A。也不是曹寅家的曹雪芹B，也不是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主要原因是在世时间太晚。

胡铁岩对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的写作时间，立足于对其中四首诗歌的写作时间进行考证并得出结论：《早起过大宫门》写于乾隆二十八年以后、《河出荣光》写于嘉庆十二年、《景星舒光》写于嘉庆十六年以后、《凤鸣于九皋》写于道光年间。因此，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中出现的“曹芹溪”与曹雪芹B、曹雪芹C不可能为同一人。学界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不应再以张宜泉的这部著作当做依据。（胡铁岩：张宜泉《春柳堂诗稿》写作时间四证）

张宜泉说，曹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没有说曹沾有写《石头记》。

张宜泉《怀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伤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也不是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也不是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

乾隆皇帝否认

乾隆皇帝否认《红楼梦》作者曹雪芹A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清末文人赵烈文《能静居笔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乾隆皇帝非常熟悉和了解曹寅家，他说《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实际上就是说，《红楼梦》写的不是曹寅家的故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A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死亡时间不同

死亡时间不同。曹雪芹C死亡时间不是壬午年。脂砚斋明确、精确地说，《石头记》作者曹雪芹A死于壬午年除夕之前。主张曹雪芹C的研究者只好提出脂砚斋的说法有误。

曹雪芹C在世时，《石头记》已经在流传。脂砚斋的评语作于《石头记》流传之前，而且脂砚斋说《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早已死去。因此乾隆时期的曹雪芹B、曹雪芹C不可能是《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

死亡时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死于壬午年，曹雪芹C不是死于壬午年。

《石头记》的作者石兄，曹雪芹A死于壬午年。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死于壬午年。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C死于壬午年。

曹雪芹C（约1715-约1763），死亡时间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原因是乾隆曹学原本以为曹雪芹C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作者曹雪芹A死于壬午年，本来并没有错。但是敦敏的《懋斋诗钞》有《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是癸未年的诗，证明曹雪芹C并没有死于壬午年，而是活到了癸未年。乾隆曹学很快陷入自相矛盾。周汝昌四十年代被迫提出“癸未说”，后来又出现了“甲申说”，真是越研究越糊涂。

兄弟不同

兄弟。曹雪芹A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曹雪芹B，曹雪芹C没有兄弟。

《石头记》作者曹雪芹A，又称石兄，排行第二，有一个先死的哥哥，还有一个弟弟棠村。曹雪芹B，曹雪芹C，没有其他兄弟。乾隆曹学无法找出这些人。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B，曹雪芹C，有一兄一弟。

《石头记》的作者石兄以宝玉自况，宝玉行二，有一个早逝的哥哥贾珠，即是绛珠、神瑛侍者，又用秦可儿之死隐写贾珠之死。贾珠的地位极为重要，却历来被研究者忽视。脂砚斋说石兄是为怀念兄弟写作《石头记》，即指贾珠，又说《石头记》的作者石兄还有一个弟弟棠村比作者石兄先死。

亲历繁华不同

曹雪芹A曾经亲历繁华。曹雪芹B无法亲身经历当年繁华。

如果《石头记》作者是曹寅，他生活时间太早，无法看到吵架后来的衰败。

如果《石头记》作者是曹寅的儿子，不能看到傅恒谥号文忠公。

如果《石头记》作者是曹寅的孙子。生活时间太晚，不能经历当年繁华。

《石头记》是一个人写作的，不可能有曹寅家祖子孙二代、三代继作的可能性。

曹寅是满人包衣奴，年俸仅一百两，并不富贵，曹寅的孙子没有可能少年时经历过繁华岁月。经济上不可能。

敦诚《寄怀曹雪芹（沾）》其中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个说法不成立。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出生的时候，曹寅已经死了，所以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不可能陪同曹寅在江南做官。时间上不可能。

曹雪芹B，曹雪芹C，不满足作者亲身经历当年繁华这一条件。以曹雪芹B的年龄，不可能随曹寅在江南任职做官。曹雪芹B既然没有亲历江南繁华之事，《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当然就不是曹雪芹B。

曹雪芹A并不尊重曹寅家人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并不尊重曹寅家人。因此不可能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曹雪芹A并不尊重曹寅。曹寅号雪樵，曹寅的孙子不能叫曹雪芹。

《红楼梦》不避讳寅字。

《红楼梦》里面有两个坏人，马道婆和孙绍祖。曹顒的妻子姓马，是曹雪芹B的婶母。曹雪芹B的祖母，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保姆。《红楼梦》里面两个坏人一个姓马，一个姓孙，这是大逆不道。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A喜欢唐诗，但是对于曹寅刻《全唐诗》一事却只字未提。这是亲孙子吗？康熙五十年（1711年），曹寅在扬州巡视鹾政，刻《全唐诗》。

曹雪芹B缺乏文学能力的证明

曹雪芹B缺乏文学能力的证明。

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缺乏文学能力的证明。中国非常重视文学能力的记录，任何人能写诗，哪怕只会写几句，都会详细记录下来。曹雪芹B这种情况就更会有详细的记录。曹雪芹B籍贯河北所在地的地方志会有记录，曹雪芹B旅居的北京地方志也会有记录。但是我们看到河北、北京地方志都没有记录曹雪芹B，又能写诗又能写小说，还热衷于参加诗社文学集会，这就说明就算是有这个人，但是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文学能力。

《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不是曹雪芹B、曹雪芹C。

朝代不同。《石头记》的写作时间是明朝，作者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清朝人曹沾。乾隆曹学对于《石头记》的时代误判会专门另外一篇文章详细叙述。

作者创作发展历程的缺失

作者创作发展历程的缺失。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B，曹雪芹C，曹沾还有其他小说、诗词等等作品。

《石头记》创作技法极为娴熟，作者曹雪芹A不可能在此之前没有其他作品。

《石头记》作者曹雪芹A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做《风月宝鉴》，其弟棠村作序。乾隆曹学无法找出《风月宝鉴》这本书。

作者文学创作环境的缺失

作者文学创作环境的缺失。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B，曹雪芹C，身边存在着一个文学团体。

《石头记》的作者石兄，曹雪芹A等人经常结诗社，不可能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B，曹雪芹C，身边有任何和《石头记》写作有关的亲戚朋友。

曹雪芹A《石头记》的写作是有一个创作团队，还有脂砚斋、畸笏叟、梅溪、芹溪等众多亲戚朋友阅读、讨论、评点。

中国历史，包括正史、野史、地方志，最注重文学能力的记载。哪怕是某人能写几句诗歌，都会记录下来。个别人有可能漏记，但是十二个女诗人，经常举办诗社，还写小说要传诗，这么大的文学团体，不可能没有记载。结论只能是，十二个女诗人可能都是男的。

曹寅家文学水平最高的就是曹寅，也就只能写写诗词，交接文人，附庸风雅，曹寅本人达不到《石头记》的写作水平。曹寅的儿子、孙子的文学能力没有记载，就是说明曹寅后人没有文学能力。

《石头记》作者石兄，曹雪芹A等人的文学和诗词写作水平，大致是一流水平，必定在全国和地方具有一定名气和相当影响，经常参与和举行诗社等文学交流活动。曹雪芹B，曹雪芹C没有参加任何诗社，也没有文学圈名气。乾隆曹学无法找出《石头记》作者所处文学圈子、诗社和成员。

曹雪芹A《石头记》有诸公和脂砚斋、畸笏叟等评点者。曹雪芹B，曹雪芹C文学交际圈几乎为零，没有评点者人选。

曹家包衣奴不可能写出《石头记》

曹家包衣奴不可能写出《石头记》。

满汉民族习俗不同

满汉民族习俗不同。曹雪芹A《石头记》里的汉族美女大多数裹小脚，满清反对缠足，入关之后就颁布了禁止缠足的命令，曹雪芹B全家都是不裹小脚的满族包衣奴才。

《红楼梦》中并没有满族专有语言和满族专有习俗。认为有的，全部都是出于误解。

以小蹄子为例，就不是满族专有词语，明朝汉族也流行使用。张岱《陶庵梦忆》：“不起来，辄骂日：新娘子！臭淫妇！浪蹄子！”姚旅《露书》：媞，音蹄。美好貌。江淮谓母曰「媞」。今北京骂妓曰「媞子」，则必怒形于色。问其意，日：「骂其蹄子也。」蹄者，烂腿之谓，殊不知其解。

政治立场不同

政治立场不同。曹雪芹A《石头记》反清，曹雪芹B不反清。曹雪芹A《石头记》有强烈的汉族民族情绪，对于满清有众多不礼貌的侮辱之辞。曹雪芹B是满清下属的汉族奴才，对于满清主子绝对不敢有半点不满和微词。

曹寅是满人包衣奴，曹家人是满人的忠实奴才，不可能写出俱有强烈汉族民族主义观点的《石头记》。政治上不可能。

科举不同

曹寅是满人包衣奴，家人没有参加科举的资格。《石头记》中的人物，是可以参加科举的。

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敦诚等人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和曹寅家无关。

纪昀否认

嘉庆元年（1796）丙辰，纪昀校订敦诚的文集《四松堂集》，肯定看到了其中涉及曹雪芹的诗。纪昀并不认为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纪昀主编《四库全书》，学术水平是很高的。

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曹雪芹C，穷困潦倒，不是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

曹寅的孙子名叫曹天佑，原任州同，也是做官的。身份、血缘上不可能。

曹雪芹C，从来不和自己的唯一亲戚曹寅家后人曹天佑等人来往。礼法上不可能。

曹寅号雪樵，如果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或者孙子，就不可能取带雪的名号。《石头记》也不避讳寅字。礼法上的不可能。

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A

乾隆曹学并没有能够证明曹雪芹C，曹沾字雪芹。

曹雪芹C，曹沾字芹圃，又字芹溪。曹沾生前，在敦敏等人面前并没有自称字雪芹。敦敏等人在曹沾死后才听人说得知曹沾字雪芹，因此在诗题下注明曹沾即雪芹，或者直接改掉诗题。如果敦敏等人在曹沾生前就知道曹沾字雪芹，就不会在诗题下注明曹沾即雪芹，而是直接称呼曹沾为雪芹而不是芹圃、芹溪。

曹雪芹C，曹沾生前的朋友敦诚、敦敏等人从来没有提到曹沾写作了《石头记》，主张曹沾写作了《石头记》的人又远离曹沾，不认识或者不熟悉曹沾本人。

曹雪芹C，曹沾，字芹圃。曹沾《南鹚北鸢考工志自序》，署名：「时丁丑清明前三日芹圃曹（沾）识。」

曹沾，字雪芹。说法出自敦诚《寄怀曹雪芹沾》：「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

敦诚写作《寄怀曹雪芹沾》的时候，曹沾已死。敦诚的两个说法：一，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这个说法明显不成立。二，曹沾，字雪芹。这个说法可能也是错的。

曹雪芹C，曹沾活着的时候，《石头记》正在流传，如果曹沾是《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敦诚等人为何不大说特说？非要等到曹沾死了，才来说曹沾是《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

敦诚《赠曹芹圃（即雪芹）》，「即雪芹」明显是事后补记。也就是说敦诚写作《赠曹芹圃》的时候，并不认为曹沾是曹雪芹A。

敦诚《佩刀质酒歌》前有序，「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馀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馀，馀亦作此答之。」《佩刀质酒歌》序也是事后追记。

敦诚《挽曹雪芹（甲申）》，作于曹沾死后。曹沾生前一直被敦诚称为芹圃，曹沾死了以后才在敦诚的口中变成曹雪芹。这个现象很奇怪。

曹雪芹C，曹沾死后，敦诚继续称呼曹沾为芹圃。

敦诚《荇庄过草堂，命酒联句，即检案头闻笛集为题。是集乃馀追念故人，录辑其遗笔而作也。》句「诗追李昌谷」，注：谓芹圃。又句：「狂于阮步兵」，注：亦谓芹圃。

曹雪芹C，曹沾不是死了以后马上在敦诚的口中变成曹雪芹A，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敦诚的口中变成曹雪芹A的。

敦敏的作品也证明曹沾，字芹圃。敦敏《芹圃曹君（沾）别来已一载馀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题芹圃画石》、《赠芹圃》。敦敏《瓶湖懋斋记盛》：「《南鹚北鸢考工志》一书，为馀友曹子芹圃所撰。」

敦敏《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作于曹沾死后。

敦敏有两首诗可能作于曹沾生前，《访曹雪芹不值》、《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曹雪芹C，曹沾使用了两套称呼，有可能曹沾在张宜泉等人面前假冒曹雪芹。曹沾在宗室敦诚、敦敏等人面前，不敢假冒曹雪芹。

曹雪芹C，曹沾有可能假冒曹雪芹，假冒是《石头记》的作者，目的是骗吃喝。

裕瑞《枣窗闲笔》：「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这里所说的「我书」，是指我的书法，而不是我写的书《石头记》或者《红楼梦》。

裕瑞认为，曹雪芹B不是《石头记》的原作者。《石头记》成书在前，曹雪芹B得到书之后，发现和自家的事迹相似，因此删改。「《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

乾隆曹学的核心观点是曹寅后人曹雪芹B写作了《石头记》。

但是敦诚、敦敏所认识的曹雪芹C，有两个问题，一不是曹寅后人曹雪芹B，二也没有写作《石头记》。敦诚、敦敏从来没有说曹雪芹C是曹寅后人曹雪芹B，并写作了《石头记》。

永忠、富察明义开始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A是曹雪芹C，但是永忠、富察明义并没有见过曹雪芹C本人。而且永忠、富察明义看到的是《红楼梦》，这是非常晚的版本，并不是作者早期所出的手抄本《石头记》。

永忠、富察明义都没有见过曹雪芹C本人。

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

富察明义《题红楼梦》：「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馀见其钞本焉。」

袁枚《随园诗话》：「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毎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袁枚搞错了曹寅的字，楝亭搞成练亭，说明袁枚不熟悉曹寅。接着袁枚继续犯错，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个说法也不对，曹雪芹B是曹寅的孙子辈。袁枚没有提到「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说明袁枚没有见过富察明义的说法。随园主人袁枚不知道这里原来是大观园，反过来说明富察明义的说法不对，随园不是大观园。

西清《桦叶述闻》：「《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曹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沾，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淸，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

西清的说法更不靠谱，竟然认为曹雪芹B是曹寅的曾孙，曾经一起随任织造，这是不可能的。

曹雪芹C，曹沾，字芹圃，死于癸未，敦敏、敦诚的朋友。河北出土的墓碑曹霑，字雪芹、芹溪，死于壬午，张宜泉的朋友。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是《石头记》的作者。

退一万步说，即便曹雪芹C，曹沾又称曹雪芹这一说法成立，也不能证明清朝乾隆时期的曹雪芹B，曹雪芹C，是明代小说《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

乾隆曹学不能解答文忠公问题

乾隆曹学不能解答文忠公问题。

《石头记》第十六回：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

庚辰侧批：文忠公之嬷。

曹寅家没有文忠公。曹寅、曹沾家族之中没有谥号为文忠公的人，徐兴公的朋友叶向高、曹学佺谥号都是文忠公。

《石头记》庚辰本脂批提到文忠公之嬷，曹寅家没有文忠公，更没有文忠公之嬷。清初有两个文忠公，索尼（1601-1667），傅恒（1722-1770），一个太早，一个太晚，都和曹雪芹B，曹雪芹C（约1715-约1763）创作《石头记》以及乾隆庚辰（1760）时间接不上。按照乾隆曹学，曹雪芹B，曹雪芹C无法亲身经历索尼的生活。庚辰本问世于乾隆庚辰（1760），傅恒十年之后才死，庚辰本脂批的评点者是如何未卜先知十年之后傅恒的谥号是文忠公的？难道是穿越？

接驾四次不是曹寅家

接驾四次不是曹寅家。

《石头记》甄家接驾四次。乾隆曹学认为，曹寅接驾四次，这不符合事实，是虚造的谎言。康熙下江南驻扎在江宁织造府官署，而不是曹寅家，康熙下江南次数是五次，不是四次，其中没有一次住在曹家。曹家接驾次数不是四次，是零次，一次也没有。

大观园没有着落

大观园没有着落。

曹寅家并没有大型园林，虚构的大观园、现实中的袁枚的随园和曹家都没有关系。地理上不可能。

敦敏、敦诚认识的是曹雪芹C，曹沾，字芹圃。张宜泉认识的是曹雪芹D，曹霑，字芹溪，一字雪芹。即便张宜泉认识的曹雪芹D，曹霑就是墓地在河北曹家村出土的曹霑，也都不能证明敦敏、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曹沾、 张宜泉认识的曹雪芹D，曹霑、 墓地在河北曹家村出土的曹霑，这三个人其中之一是《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

就好比某人用笔名曲波写了《林海雪原》，不能把作者算给北京足球队的曲波。

结论

可以得出结论。《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敦敏、敦诚认识的曹雪芹C，不是同一个人。而且曹寅的孙子曹雪芹B，根本就不存在。

否定乾隆曹学是《石头记》研究的唯一出路。

90多年的红学考证研究，特别是乾隆曹学占据主流之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出了更多的谜题，俞平伯说越研究越觉糊涂，觉得自己上了胡适的当。

既然乾隆曹学是错误的，跳出乾隆曹学的视野限制，《石头记》作者曹雪芹A反而容易找到。笔者粗略意识到，明朝末年福州人徐兴公嫌疑很大，徐兴公家有红雨楼，而且徐兴公死于壬午年。经过考察验证，结果果然发现徐兴公的确是《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A。乾隆曹学的缺陷和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大部分得以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