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左右，我第一次见到死亡的样子，本能的好奇与惊讶。

那时我还不知道害怕。自小村里红白喜事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帮忙，而孩子就在门口院子里玩闹。我和小伙伴不知怎么跑到那个已故去的老奶奶卧室。她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脸色是没见过惨白，我们本能的不敢靠近。很快，我们被大人撵了出去，继续打打闹闹开来。

那时的我还没见过太多的死亡，只知道这是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旦提及，总会招来妈妈的一顿喋喋不休地责骂。于是，我只敢偷偷地和父亲说。

父亲说：“人死如灯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裱纸裱纸，表达活人的心意而已；每个人都会死的。”

那时，我还不明白父亲的话。可却极爱清明节，可以去爬高山祭祖、偶尔能听到几声狼嚎、总会釆几束粉红色的杜鹃花、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捕几只花蝴蝶做标本、扯几根新生麦子做口哨、还有难得见面的城里好看的男孩一起荡秋千、远方来的叔叔们会给我带礼物，讲故事，画乾坤图。抓住时机，仗着父亲的宠爱和好心情，通常攒了很久的愿望几乎都有求必应。清明，对于小时候的我真是个盛大的好节日，亲人很年轻，阳光很温暖，油菜花和青青的麦田交错出的画面很美。

我以为我永不会长大，父亲也永远可以在我贪玩掉队时等我。可有一天，我对父亲说：“活着真无聊，每天都一个样子，感觉一眼能看到头。”父亲听罢，大笑，看着我说：“你以后要经历多少风雨呢？”我继续洗碗，可确实长大了，当你开始思考为什么活着。

渐渐长大，亲人渐渐离开。先是年纪大的，后来那个城里男孩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去世，而在一个月前，他还因为高考没有正常发挥而难过不已。我有一点懂父亲的话了。

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去安徽省立医院陪伴得肿瘤的舅妈。印象中总是粗壮大嗓门的舅妈变得温柔且瘦弱。姐姐带我去买鞋子，舅妈也想去。虽带着口罩，虽只去了离医院最近地一个商场，虽很快就回去了。舅妈在回去的晚上就开始发热，第二天血三系下降，约好的化疗只能往后延期。最终，化疗改为口服化疗药，是日本产的。我大声的读着说明书，姐姐来了立即把我喊到楼道里，说不能读，舅妈还不知道自己得肿瘤的事情。惊愕不已，舅妈早已知道的。在她与病友的谈话中，在深夜她忍住腹痛和我谈话的时候，在姐姐与医生窃窃私语的时候，她就已知道，只是大家都不说，都装做会好起来的样子。

误打误撞地在医院实习，工作几年，断断续续接触了超出年龄该见到的死亡。实习的时候，只想多见到些案例，多学些知识。在脑外科见到耳朵鼻子嘴巴流血的大抢救；在急诊见到过新婚之夜喝酒杯子碎在手心的新郎，喝农药自杀的年轻人，招来警察的不明身份的车祸事故者，立即送手术室的大出血的宫外孕。但不论怎样的痛苦不堪，流血不止，大家都活了下来。

而在十二月开始变冷的广州，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因为胸痛来就诊，排队时突发心肌梗塞。门诊与急诊在一条走廊上，高年资的导诊护士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安装心脏起搏器、呼吸机，三个多小时的抢救没有一点点成效。晚上和老师值班很难过，他的两个孩子才不过四五岁的样子，在急诊大厅里玩闹。尚算不得年迈的父母从重庆赶来。

他们是我人生的一个匆匆过客，都没来的及说过一句话。而在肿瘤科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死亡如总会响起的下课铃声，你怎么赖着还是会下课。

起初上夜班，每次去巡视病房，她都没睡。我问她为什么不睡觉呢？她说我怕睡过去就醒不来。安慰她说不会的。后来，她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渐渐地说我调皮，唤我小石子的奶奶；早上打个吗啡针还要给我口袋塞点零食和水果的大伯；说没关系的，我们是好朋友的爷爷让我取下口罩塞点鱼干给我吃；上后夜饿到低血糖是阿姨给我送面包，在治疗车上放满满一袋提子；以及时常关心我书看的怎样的爷爷……都一个一个星期在时间的间隙里消失不见。一样的偶尔抢救成功，几次三番直至无能为力，直至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能量。

我害怕着死亡。尽管我也曾认真推荐《相约星期二》给别人看；尽管也有病人家属来问我，你们好像看习惯了，一点也不受影响；尽管在悲伤的时候和心理学老师也悟出生有时，死有时，要好好珍惜的话语。

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大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生本能是爱与创造，而死本能是破坏与毁灭。但这两种本能没有好坏之分，都是力量，需达到平衡。

那么，害怕死亡也不是件不能说的事情。死亡即无回应之境，是深深地绝望。而活着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倘若你不曾思考过死亡，又怎会知道有希望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