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

一、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华夏文明，孕育万载，于夏朝建立前后（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以完整面貌，诞生于这个世界。随后经历夏商两朝的不断发展丰富，至周初，"文王拘里而演周易"[55]，基本以今天我们所见《周易》经文部分，将华夏文明浓缩成《易》的理论形式阐述给世人。

如果只看《易》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至西周，华夏文明以现实强于理论的状态外显。因为《易》的经文部分，几乎就是各卦的吉凶断言。它更多以工具形式表现出来，而几乎不谈及造就这些现实结果的原因和原理。

      因此， 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论原初形态而言，成就其客观、主观核心原因，是作为华夏核心理论的默认前提存在的。也就是，那些形成华夏文明如此的原因，被华夏族认为是理所应当、不必言说、根本没有必要质疑的状态存在着。

我们依靠理论，去判断不同状态会面临怎样的吉凶，从而使实践趋吉避凶。除此以外，依靠什么客观条件实现趋吉避凶，在什么价值观指导下趋吉避凶，这些问题需要讨论吗？

——是什么让华夏一直强大的？

——华夏人民团结一起会产生什么？

——华夏子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经文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的，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啊。百姓只知道如何趋吉避凶。但是，什么是我们认为的吉凶？如何知道吉凶？利用什么来实现趋吉避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这般做？百姓是不自知的。因为祖先的实践经验离的并不遥远，而且那些重大的经验教训的传承，与孝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度纠缠在一起，成为现实理所当然地存在。

因此，直到西周末期，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是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就该如此，不必解释，更不需质疑的状态存在着（孔子时期对仁、善、德等概念的价值观判断，在当时整个华夏社会中是没有太多人质疑的普遍共识。《论语》与《道德经》对这些概念的价值观定性是没有本质差异，大家更多的分歧是这些概念的优先性次序。比如孔子强调仁的优先性地位“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56]”，但老子则强调道的优先性地位“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57]”。这显示，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定性，以及其反应的当时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朝向，是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存在的。这与之后战国孟子时期形成明显反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58]；"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9]”所以春秋以前，华夏文明的很多共识，尤其价值观朝向是以“述而不作”形式存在，而“述”更多体现与祖先崇拜场景中。但是华夏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长期战乱现实对华夏文明的根基产生了致命性的冲击。），就如你我共处一室，你就不必向我证明你存在着而存在一样。他不是以一种凝固的文字论述形式存在，而是就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太阳每天升起，故不必教育大众太阳会每天升起。历史也本就如此：从华、夏族开始相互文化交流开始，强大的农耕文化，强大的政治意志，强大的武力，都是始终华夏族自强的根本；而团结一致，以自强为本，能实现与天地之威比肩，战胜洪水，使人－自然和合共存，夏商不断开疆扩土，与四夷共存相融，这就是至善的大吉所在。自强向善——就是实现大吉的实践结果的必然前提。这就是华夏先民一直以来不需要言说、证明的在场的事实，就如太阳每天都要升起般是理所应当的鲜活历史。

但是随着历史从西周走向春秋战国，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被认为春秋时期所创的《易经》的《十翼》，深刻了解释了《易》的经文内涵。把如何、怎能趋吉避凶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之所以要厘清实践结果趋吉避凶的理论前提——自强向善。就是那些以往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东西，被新的现实所猛烈冲击，而产生了被颠覆的危机。就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你开始要厘清文明的核心内容时，那就意味着你在强调的那些部分受到了动摇。当你要呼吁坚守什么的时候，很大程度意味着你要坚守的，已经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放弃了。

华夏文明自进入春秋战国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生死存亡的考验。